原标题：机构育儿方式下父职实践的主要特征

　　在我国生育政策调整与精细化育儿的社会背景下，原有以家庭为支撑的0——3岁婴幼儿抚育模式已经难以承担早期育儿的重任。这些无处安放的育儿压力已成为影响育龄期人口生育意愿的重要因素。有调查显示，完善的托幼公共服务有助于提升育龄期人口的生育意愿。而在隔代育儿与主妇化育儿的主流模式中，有关代际育儿理念冲突、母职惩罚、密集母职等问题的亦成为引发家庭矛盾、损害女性公平权利的关键要素。因此，通过社会力量解决早期育儿中的困境不仅是解决时下人口发展困境的突破口，更是构建平等性别文化、推动我国家庭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环节。

　　在此前提下，从父职视角探索机构育儿对我国现代家庭的影响可帮助我们弥补已有早期育儿研究中对父亲育儿实践关注的不足，并有助于全面了解社会化育儿发展趋势下两性在承担育儿责任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研究表明，机构育儿的介入正从家庭内部、家庭与机构间、社会环境三个层面影响着男性在履行父亲角色时的行动。而结合我国家庭结构与父职文化，机构育儿下的父职实践正表现出过渡性、专业性与情感性特征。

　　首先，在新旧父职话语的影响下，机构育儿方式下的父职实践正表现出鲜明的过渡性特征。一方面，机构育儿的参与为核心家庭育儿提供了有力支持，以年轻父母为主体的科学育儿模式更符合公众对现代育儿方式的期待，人们愈加重视父亲对子女日常生活的照料，强调父亲在儿童成长中的作用并要求父亲积极地向子女提供充足的照料、指导和陪伴等。受此影响，两性在育儿分工方面更趋于平等化，男性有机会更多地承担照料幼儿的责任。但另一方面，男性的父职实践依然深受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与家庭文化的影响。例如，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两性分工着力凸显男性在创造社会价值中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削弱了男性在履行育儿责任时的能力与精力;强调父母与子女间关系的家庭文化则在支持隔代育儿模式的同时压缩了男性参与育儿的时间;而一些父亲在参与日常育儿的过程中，依旧难以跳脱出传统男性气质的影响。在社会转型的背景下，男性参与育儿正面临着诸多挑战。

　　其次，通过挖掘男性在具体育儿行动中的主体性，凸显出机构育儿下现代父职实践的情感性特征。机构育儿方式将“如何进行育儿分工”重新摆在现代家庭面前。早在20世纪40年代，费孝通就总结出中国“严父慈母”的抚育分工模式，认为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传统父职主要表现为父亲需代替社会去陶炼出合于在一定的文化方式中经营群体生活的分子。为此，父亲应刻意通过“父子之严，不可以狎”的方式保持着与年幼子女在日常照顾和情感上的疏离[30]。而在现代父职实践中，年轻一代父亲们不仅看重亲密的亲子关系对自身及孩子的积极意义，还尊重育儿分工与夫妻情感之间的相互关系。在强调家庭功能性价值的同时，家庭的情感性价值正成为引导两性关系、推动男性参与育儿实践的重要力量。

　　最后，机构育儿对早期育儿知识的倡导推动了父职实践的专业化特征。在现代社会中，科学育儿已成为影响父母育儿行为的重要理念。而在最新的育儿指导教材与社会倡导中，科学育儿已有超越单独的科学母职、迈入对父亲角色的科学化塑造趋势。作为早期育儿的最新权威，拥有育儿理论指导与专业育儿人员的机构也开始成为建构父母科学育儿实践的又一途径。在此背景下，0——3岁育儿机构将填补父亲在接收早期育儿资讯方面的不足。紧密的家校合作、周期性的家长会、频繁的育儿知识分享都进一步推动了男性吸收专业的育儿咨讯。由教育家、心理学家、医生等人建构的育儿方法也借此渗透着父亲的育儿知识与育儿行为。值得警惕的是，专业育儿知识在引导父亲参与育儿、指引父亲具体育儿实践的同时也极易引发他们的焦虑情绪。在现行早期育儿资源极度匮乏的背景下，“缺乏社会支持的父职实践”与“科学育儿中的理想父职”间的巨大差异将成为加注在父亲身上的压力来源。

　　总之，面对现代家庭早期育儿的现实困境与男性参与不足的鲜明特征，我们应充分发挥机构育儿的优势，引导男性在现代家庭模式下充分参与育儿过程。为此，进一步推动我国性别文化的现代性、构建平等的两性关系将成为父职参与的文化基础;而加强对男性参与育儿的配套制度建设，改善男性以工作为主的职场文化将成为男性履行抚育责任的社会保障。此外，笔者在调查中也发现现有早期托育服务大多价格昂贵，并主要面向城市里的中产阶级家庭。因此，为避免由此而来的父职实践的阶级化趋势，国家应加大公立托育机构建设，形成以公立和普惠为主，多层次、多渠道的托育服务供给[31]，在为更多家庭提供高质量育儿支持的同时，为男性参与育儿创造更多的家庭与社会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