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从母亲到专家:育儿权威的转移 男性气质下的育儿参与

　　通过引入全新的育儿主体，机构育儿在改变家庭内部父职实践的同时，还通过专业化的早期教育理念创造了全新的育儿参与方式，并建构了家庭与机构间不同育儿主体的全新合作关系。对父母来说，育儿行动不再仅是家庭成员间的协商与安排，而是开始成为机构与家庭间由幼儿教师、婴幼儿主要监护人组成的多元抚养人协同育儿。由此而来的育儿权威的转移与育儿知识的专业化也成为影响父职参与的重要因素。

　　1、从母亲到专家:育儿权威的转移

　　贝儿日托是一家以蒙特梭利教育理念为指导的幼儿教育机构，针对婴幼儿的发展规律、教育模式、教师的施教理念等都有一套完整的理论与实践体系。而为了保证教育环境的连贯性，机构负责人鼓励家长了解该教育模式的基本理念，并会通过“家—校沟通”的方式给家长一些指导意见。例如在日托微信群中分享孩子当下的发展特征、一些与孩子沟通的技巧等，从而尽可能地在家庭内部创造与日托一致的教育氛围。在这个过程中，育儿机构也开始成为家庭内外全新的育儿权威。

　　董进生(29岁，计算机工程师)用“从听老婆的到听老师的”来描述自己育儿实践中行动逻辑的变化。他表示，在孩子进入日托前，有关孩子的所有事情都是妻子一手安排的:从吃什么牌子奶粉、穿什么衣服，到上什么早教班、买什么玩具、读什么绘本都由妻子一人决定。他生动地将妻子形容为指挥官，自己则是妻子手下没有话语权的小兵。并举例说在孩子1岁时，他给孩子买过一套色彩鲜艳的进口大颗粒乐高玩具，但还没打开就被妻子以不符合孩子年龄为理由束之高阁。董进生强调自己在购买时明明已经仔细挑选过，并特意选购了标注为适合1岁以上孩子玩耍的尺寸。但妻子却仍以他不学习育儿知识，不懂孩子发育规律为理由批评他。这让董进生非常挫败，并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再给孩子买过玩具。“我那时的心理是既然我随便做点什么都可能是错的，不如干脆都让领导(妻子)决定算了。”

　　这一状况在孩子被送入日托后有所变化，董进生认为，相较于妻子的“自学成材、东拼西凑”，拥有蒙氏教育资质的日托在育儿方面更为专业，因此在全新专业权威面前自己和妻子都是同一起跑线上的“学生”，都要听老师的指导，这也让他有机会重获孩子教育方面的话语权。

　　他举例自己和妻子间的一场争执，事情的起因是妻子发现孩子喜欢画画，就希望给孩子报一个课外的幼儿绘画班，董进生则认为孩子刚2岁半，按照日托老师介绍的发育规律对色彩和涂鸦感兴趣是很正常的，只需提供充足的绘画工具就可以，没必要舟车劳顿去离家3公里的地方学习。为了说服妻子，董进生翻找出日托老师在微信群中分享的题为《家庭中的艺术启蒙》的育儿文章，指出文中描述的“家庭中的艺术学习环境更利于儿童的早期艺术启蒙”，妻子这才同意了他的意见。

　　在现有育儿母职化、父职缺席问题突出的社会背景下，研究者往往更加关注导致育儿责任不平衡的社会文化原因，对由此而来的家庭权力关系缺乏必要的思考。而在有限的关于家庭权力的讨论中，研究者也多集中于对亲子间权力关系的分析，对夫妻间育儿权力博弈并无过多关注。费孝通认为，家庭里父母子的三角结构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创造，其中父母在养育孩子时所形成的亲子控制权力关系则是了解家庭结构、探索社会对个人控制力量的关键[22]。这种研究思路深受传统中国家庭的理想育儿模式的影响—传统父母间“男女有别”“各司其职”的抚育分工规则很难引发夫妻间有关育儿问题的权责冲突。但在强调父职参与、鼓励平等分工的现代家庭文化的影响下，夫妻间抚育权力不平衡也会成为引发家庭内部矛盾的重要因素。

　　在社会的塑造下，0——3岁儿童被认为是心理与生理极度依赖母亲的阶段，因此“了解育儿知识、熟悉儿童具体需求”的母亲更易成为此阶段中家庭内部的育儿权威。但对监护人来说，育儿不仅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权利，这也导致了母职权重增加的消极后果:不仅有母亲更甚的育儿焦虑，还有男性在育儿问题上的话语权不足乃至失声。在此背景下，机构育儿的出现有力地推动了育儿权力从家庭内部转向社会，在科学育儿理念的引导下，拥有完整教育知识、具有较高社会声望的教育机构已经开始成为全新的育儿权威，并与父亲、母亲一起担负照顾幼儿的责任。这在某种程度上改变了家庭内部以母亲为核心的抚养权力分配，削弱了母权，从客观上为父职实践提供了更多的权力空间。

　　2、育儿知识的专业化:男性气质下的育儿实践

　　作为全新的育儿权威，为提升育儿的专业性、凸显机构育儿的优势，日托机构往往以更加专业化的理念来教养儿童。在此过程中，父母也逐渐意识到育儿并非“带孩子”这么简单，而是一项需由拥有特定教育背景的代理人完成的专业工作。在贝儿日托中，为了让父母了解孩子在日托中的发展状况，机构会周期性地召开家长与老师间对谈会，一对一地为家长介绍孩子在园内的发展状况、进步细节、未来的努力方向等，并会通过家长微信群分享育儿书籍、回答家长提问、指导家长一些关于婴幼儿教育的实操经验。

　　笔者发现，无论是在微信群中还是在家长老师对谈会上，江可(31岁，大学老师)都表现得非常活跃。他不仅乐于与老师分享儿子乐乐在家庭中的日常表现，并常常主动咨询有关孩子行为问题的解决方案，还热心地为其他家长提出的育儿问题给出意见，被家长群中的师生戏称为贝儿日托的“编外导师”。他直言在我国早期儿童教育的重要性被忽视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带孩子是家庭妇女的事，照顾孩子吃喝拉撒这种琐碎的工作没有男性会主动承担。如果一个男的天天围着老婆孩子转就会被认为不爷们、没出息。我们这代人的父亲就是这么做的，他们基本没有照料过孩子的日常生活。但时代不同了，儿童教育不再是拉扯孩子那么简单，而是一项技术活”。

　　江可举例自己培养乐乐独立吃饭的细节，他的儿子乐乐在6个月刚添加辅食时进入贝儿日托，照顾乐乐的老师建议尽早开始培养乐乐独立进食的能力。而在阅读了老师推荐的书籍文章后，江可也认同了独立吃饭是婴儿在6个月时就应开始训练的技能，如果训练得当到他1岁半左右时就能熟练地自主进食了。为此，江可专门准备了训练餐具和餐椅，并在每顿饭中都不厌其烦地收拾乐乐乱丢的食物。妻子不忍心孩子吃得过于狼狈而想喂食时也会被江可制止。他认为妻子过于心软，不利于培养孩子独立生活的能力。而好的行为习惯不仅是孩子营养均衡的保障，还是他获得独立人格的基础，自己更适合承担这样的责任。

　　社会对男性气质的塑造被认为是影响父职实践的重要因素，而传统“支配型”男性气质则使男性被认为不适合照料孩子的日常生活。作为一种被个体所认同并不断内化的价值取向，严格的性角色理论把男性气质定义为男性的行为和社会规范，这意味着男性倾向于按照既定的社会角色刻板印象来规范自己的行为。尽管最新研究认为男性气质是受社会文化特征影响并被社会所建构的一个复杂的、多元的、趋势性的概念[23]。但主流男性气质仍被认为是影响男性社会角色、规训男性社会实践的重要因素。基于我国传统性别文化，中国的男性气质对于男性的刻板印象具有追求事业成功、擅长技术工作、富有进取精神、敢于冒险且有决断力等特征[24]，而与其相对立的女性气质则呈现温顺、感性、有亲和力等特征，在此基础上，被认为需依赖细腻情感与悉心照料的育儿责任就被判定与男性气质相去甚远并更符合女性的性别角色。这也是抚育儿童被认为是“女人的事”的重要原因。

　　机构育儿的专业性则试图改变育儿问题的碎片化、日常性特征。在科学育儿的理论指导下，早期育儿行为开始转向符合男性气质的科学育儿路径与人格塑造责任，传统儿童抚育中的衣食住行也开始被赋予更多高级别需求的意义。受此影响，男性更愿意参与到专业化的育儿行动中去。

　　而总体来看，尽管积极参与孩子日常照顾的父亲们吸收了传统上指派给女性的照顾者角色，打破了父职和母职之间的性别隔离，但全新的父职实践也正推动着对儿童抚育工作的男性化构建。例如一些全职父亲通过做家长会的负责人、成为育儿知识专家、组织社区活动等来继续扮演领导者、专家、管理者等传统男性角色。一些父亲则不满妻子对孩子过于精细的照料，为了纠正妻子们对孩子的过度呵护、凸显男性化照顾的优势，他们更愿意带孩子进行户外运动、技术工作以培养孩子的动手能力与独立人格[25]。除此之外，在男性气质的变迁背景下，现代社会对成功男性定义中“家庭幸福因素”的强调也使男性更积极地参与到抚育儿童的工作中去。丈夫对家庭事务的关注和对抚幼养育的支持被视为一种短期隐形但长期增能显效的家庭投资，它有利于提升妻子的生活幸福感、建立良好的亲子关系并增强家庭教育的正面效果[26]。在此前提下，主动参与育儿、建立亲密的亲子关系则被认为是一个优秀男性自我学习、自我成长和自我提升的有效过程。这也意味着，男性参与科学育儿在丰富其父职实践的同时也存在固化男性气质的风险。

　　四、做个好爸爸:同伴压力下的父职实践

　　机构育儿方式在将育儿责任由家庭向社会外延的同时，也为父亲参与婴幼儿早期教育创造了合理化、普遍性的社会场景。在偏向于核心家庭的育儿小环境中，“父亲带孩子”不再是力不能及的理想状态，而是成为一项基于熟人社会的群体行动，并通过塑造“理想父职”来影响着男性的父职实践。

　　1、同辈群体塑造的理想父职

　　笔者在对受访的13位父亲进行访谈期间，多次听到他们表达希望自己“做个好爸爸”的期望。但谈到成为一个合格父亲的具体标准，不少人都未能给出准确的描述，表示自己也正在探索与学习。郭伟(32岁，私企老板)向笔者描述了自己从困惑到主动探索的父职建构过程，他认为当下社会在批判“丧偶式育儿”时常常火力全开，却很少有人给怎样做个好爸爸提出合理的解释。自己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就常常缺席，育儿专家却只会告诉他父亲缺失会给孩子带来诸多不良影响，电视上综艺节目中带着孩子到处游玩的方式又脱离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加之他常常出差，陪伴孩子的时间也非常有限，缺乏现实参照的理想父职常让他无所适从。

　　直到郭伟在贝儿日托遇见了其他父亲这种现象才有所改善。在日托家庭活动日、日托微信群的日常讨论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强调父亲参与育儿的亚群体。而在与其他父亲的交流中，郭伟也通过学习别人的育儿经验来调整着自己的父职实践。郭伟举例，日托中另一位小朋友的爸爸和他一样都是私营企业的负责人，但事业有成的他会在一些较为轻松的出差行程中带上妻子和儿子，并在工作间隙陪陪孩子。其他父亲也各有所长，通过各种方式为孩子提供更好的教育支持与日常陪伴。受他们影响，郭伟也开始带着女儿出行，给女儿读书，为女儿做一些自己拿手的饭菜，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做个好爸爸。

　　近年来，批判式的父职研究虽引起了全社会对父亲参与育儿的重视，却未能从实践层面建构起父职参与早期育儿的社会环境。对不少年轻父亲来说，他们在自己的早期成长过程中就缺乏父亲的参与，难以从自身生活环境中寻找到可供参照的父职榜样。而现行社会文化、社会制度也未给他们提供足够的社会支持，对父亲参与早期育儿依然停留在政策倡导、社会呼吁的阶段。因此，如何成为一个好父亲不仅是当下父亲们所面临的现实困惑，还是我国性别发展工作的重要挑战。

　　早期育儿机构在组织人员、宣传理念上的优势则非常有助于建构父亲参与育儿的小群体与小环境。无论是托育机构还是各类型早教班，都常常能看到父亲参与活动的身影。与“口号式”的父职宣导相比，这种基于同辈群体的实践行动模范不仅更利于年轻父亲相互学习育儿经验，也是我国进一步推动现代父职本土化发展的迫切需要。

　　有关父职的讨论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欧美国家，直至本世纪初国内才开始出现相关的研究，并伴随着中国社会转型开始成为引发热议的社会问题。作为一种舶来的理论视角，如何根据我国经济、文化、政治现状创造有利于父职参与的社会环境，建构符合我国国情的现代父职文化就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问题。在制度支持不足的情况下，充分调动社会资源提供父亲参与育儿的机会，加强对父亲育儿的实践指导是当下推动父职参与的重要方法。

　　已有研究显示，在母亲育儿过程中来自其同辈群体的育儿支持正成为建构母职实践的重要依据[27]，传统基于代际的育儿知识学习已被基于年轻母亲间的知识分享所取代。因此，在同样缺乏代际示范作用的前提下，通过父亲间同辈群体分享父亲育儿的实践经验则可能成为转变“父职缺席”研究探索理论化、空洞化的可行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