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网瘾少年在模范型社会控制与道德恐慌
要讨论网瘾问题的产生，就要分析清楚它被“问题化”的社会环境：包括社会制度、文化氛围、话语体系以及权力体系等。心理人类学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认为，植根于社会环境的个人经验叙事是治疗过程中使主体发生改变的关键因素。所以，理解网瘾产生以及“问题化”的环境对于理解“网瘾少年”在治疗过程中的主体经验以及治疗的有效与否也有着很大的帮助。
中国学界对于网瘾是否能作为一个“精神疾病”来治疗一直存在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网瘾”在公众面前一直是以“问题”的面貌呈现的。笔者认为，去掉“问题”的标签，将其作为一个被经验化的现象来思考，才能够认清网瘾问题的本质。虽然网瘾的问题化并不是中国社会独有的现象，但与众不同的是，鲜有其他国家（除了韩国等）会将“网瘾”问题放在一个需要全体社会共同干预的高度，这样的结果是由中国社会特有的社会控制模式导致的。
社会控制由外在的公共规章，与内化的社会规则两方面构成。这些社会控制方式在当代大部分社会都存在。然而，中国社会从古至今有着一套稳定的、独特的社会控制模式，它非常紧凑地把外在规则和内在约束结合起来，通过创造一套整齐的“模范故事”统一社会中每一个人的道德价值。
这套社会控制可以追溯到几千年前儒家“礼”的社会治理，并且延续到今天的中国社会（感动中国人物，道德模范先进事迹）。不仅如此，这种模范型社会控制在今天的中国被赋予了新的意义——用来平息一切在社会急剧转型过程中产生的“现代性危险”。
“模范故事”可以是对历史的重新解读，对“传统道德”的再呼唤，也可以是对现代道德模范的宣扬，更可以是一种振奋人心的未来图景（例如素质教育计划），作为一种潜在激励性的力量将“支离破碎”的人群重新约束在一起，以达到社会的稳定与和谐。通过阅读并理解这些故事的道德教化，中国人的精神可以得到统一和整肃，而违背这些精神的人则会受到来自社会其他成员的自发控制。
但中国的模范型社会最大的特点在于，它还会采用一些比较机械的灌输方式，比如对教条的反复抄写和诵读，以及更加直接的外在控制，如对失范个体的羞辱、控诉、禁闭和身体惩罚。
“孟母三迁”就是一个典型的“模范型社会控制”的例子。它反映了中国文化思维中道德美感与环境之间的紧密联系，Bakken将其命名为“环境主义”。这种“环境主义”不仅是文化的一部分，而且是中国模范式社会控制的重要一环——人们自然地把模范道德的形成和其所处的环境联系起来：在一个“好”的环境中成长的个人，会自然模仿环境中“好”的行为，向模范靠拢；反之亦然。
这种模范型社会下的“环境主义”与网瘾的道德恐慌有什么关系呢？在过去十年里，媒体关于网瘾青少年的报道可以被归类为以下的主题和形式：
一个沉迷网络游戏的孩子（尤其是男孩）因受到里面的“暴力内容”影响而犯下罪行，例如偷窃，抢劫，甚至杀害父母;
一个沉迷网络色情的孩子（尤其是男孩）被色情内容毒害导致精神恍惚道德沦丧;
一个沉迷在危险网络关系（网恋）的孩子（尤其是女孩）被骗去和网友约会结果受到身体与精神伤害;
在沉迷网络游戏后，一个曾经成绩优秀的模范学生变成了被学校劝退的迷途少年;
在网吧连续数日或数周的游戏过后，一个少年暴毙或是失去了理智而终于自杀。
虽然媒体在这些事件的选择上有博取点击率和收视率之嫌，但是所有这些故事在叙述上毫无例外地将网络或者网吧描述成一种现代性的“危险”的象征或者来源，而这种“危险”直指青少年不稳定的身体、道德和心智。这些故事给观者留下了一个深刻的印象——网络或者网吧是危险场所，是影响孩子道德发展的“坏”环境，是需要被规避的。
在叙事上，这些报道的开端往往是某某“曾经是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过程经常是其“结识了某网络游戏”，结局则无一例外是这个“某某”成为了一个脱离正常轨道的失范的主体。这种叙事上刻意创造出来的前后“不协调”呼应是一种反面的模范叙事。其中塑造的“危险”意象（坏榜样）令人恐慌和抗拒，并成为一种道德上的警示。
当这种叙事通过媒体、专家和官方法律（2006年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首次将沉迷网络与吸烟、赌博、酗酒、流浪、吸毒和卖淫等问题行为并立）不断重复强化，来自成人社会的集体干预便成为了一种必要。青少年的“不稳定性”也同样被置放在社会控制的焦点上，这一焦点也因为改革开放以来“青年反叛形象”在诸多历史事件描写中的重建而被一再放大。网瘾正是在这一过程中逐渐被问题化。
当然，即便是没有这些媒体的报道，从小生长在模范型社会下的家长也会自然而然地把那些沉迷网吧、逃离学校、逃离家庭的“问题儿童”看作是失范的主体，并且寻找方法将他们重新拉回通向模范的正轨。笔者在研究中了解到，大部分家长在孩子开始沉迷网络后，都是以一贯的说教、打骂、监控、拔网线等方式来直接制止。家长们希望通过这些行为隔断孩子与网络游戏这一“坏环境”之间的一切联系，但他们最终失败了。那么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失败及网瘾治疗机构的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