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社会语境下的网瘾问题

　　自2005年起，几乎每一年媒体都有关于“网瘾少年”逃学、沉迷网吧、暴毙、自杀乃至杀害亲人的报道，青少年网络成瘾在中国成为一个备受关注的社会问题。社会各界纷纷呼吁要采取措施来拯救中国2400万“网瘾少年”，我国也因此成为了世界上少数几个实践网瘾治疗的国家。

　　但囿于缺乏一个“ ”的诊断标准及系统的治疗体系， 网瘾治疗的社会责任几乎完全由各种民间的“网瘾治疗机构”承担，这些机构大多采用军事训练与心理治疗相结合的方式，来矫正包括网瘾在内的青少年心理与行为问题。

　　然而，这些治疗机构却也同时饱受舆论非议与抨击，一方面，他们的“非正规性”使人们质疑其本质为攫取暴利的商业机构；另一方面，不时曝出的学员遭受体罚甚至出现死亡的新闻，更令公众对其充满反感。在此情况下，社会舆论期望国家可以出台一个统一的标准来规范网瘾治疗，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对网络环境进行监管，政府并没有在网瘾治疗上做出明确表态。

　　在中国的语境下，“网瘾”并非仅限于心理学意义上个人对自身行为的控制，更在于整个社会对个体行为的控制及对家庭行为的治理——“网瘾”这一话语试图描述和控制的主体是青少年，而控制的发起对象则是以专家、学校、家庭、国家及治疗机构为代表的成人社会。

　　一方面，“网瘾少年”群体的“乱”、“暴力”、“杀父/杀母”、“自残”等话语充斥着新闻报道，传达出一种社会的道德恐慌，并引发一系列的国家与社会行动（包括在民间纷纷成立的网瘾治疗机构）;

　　另一方面，对“网瘾治疗机构”的报道同样也将注意力放在了“身体虐待”、“死亡”和“不人道”等“乱象”的批判上。这些恐慌与批判的背后不仅折射出当代中国趋向秩序稳定和道德统一的社会治理和社会控制模式的回归与强化，还体现出在此影响下的国人自发的对于“现代性”危险的警惕与恐惧。

　　基于此，本文将运用汉学家Børge Bakken的“模范型社会”（exemplary society）理论，结合笔者在北京某网瘾治疗机构三个月的田野调查，来解读近十年来中国社会持续不断的“网瘾”问题，对中国社会关于网瘾问题（作为一种“社会问题”与“心理问题”）的行动作出反思，以期理清网瘾问题产生的社会背景，加深对网瘾在中国语境下的社会文化特征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