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中国音乐家为什么不考级
绝大多数当今活跃的中国钢琴家没考过级,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走的是另外一种道路。
比如 1982 年出生的郎朗,父亲曾在文工团工作,家里就摆着一架钢琴,为他启蒙的恩师是沈音教授朱雅芬。
钢琴教育家朱雅芬
沈文裕从七岁开始跟从川音钢琴系主任郑大昕学琴,王羽佳考入央院附小后师从央院教授凌远, 钢琴教育家但昭义一个人就教出了李云迪、陈萨、张昊辰等 20 多位国际比赛获奖者。
其他 80 后钢琴家的成长也多有类似环节:出生于距离艺术更近的家庭,幼年起步就由 学院的教授指导,考入音乐学院附小或附中,上大学的年龄之前就在国际比赛中崭露头角,然后出国深造。
中国上一代琴童的这种晋升道路,是仿照苏联的音乐教育体系设计的。
这套体系的关键在于双轨制:在普通中小学中,将音乐当作美育的工具;同时广泛建立音乐小学、中学,集中培养天才儿童。
提出苏联音乐教育体系构想的音乐家德米特里 · 鲍里索维奇 · 卡巴列夫斯基
不过,与苏联相比,中国的现代音乐教育起步晚得多。改开以前,专业人士不但数量稀少,而且集中生活在北京、上海、沈阳、成都等艺术教育发达地区,还多有留学西方或师从苏联专家的危险背景。
即使到了 1980 年代,内陆城市能演奏钢琴的老师往往还是一只手就数得出来,有教学经验者更是凤毛麟角,当地人接触郎朗那种音乐教育的机会极为有限。
钢琴在当时的中国也极度稀缺,直到 1980 年代初年产量都仅有 1 万多台,哪怕有钱都很难买到,结果产生了投资价值:据时人回忆,1970 年代末托关系花 1000 多元购得的钢琴,弹过几年嫌旧了,竟能以数倍价格出手。
当时质量颇受肯定的上海钢琴厂
直到 1980 年代中期,一些地方买钢琴都经常会困难重重,各城市的配销数量有限,难免要提前一年预订才能购得,甚至据说有「买一台钢琴须搭配销售 20 台脚踏风琴」的霸王规定。
相比之下,同一时期的苏联人买琴要容易得多,80 年代初一台钢琴只卖 560 卢布,相当于城镇职工两三个月的工资,苏联人将其当家具看待。
即便如此,在苏联走音乐道路,仍然面临着极为残酷的筛选。
苏联音乐教育家拉古金用「金字塔」来描述苏联的初等音乐教育体系。1986 年,苏联各地共有 8387 所七年制儿童音乐小学,260 所音乐中专和艺术中专,28 所特殊中等音乐学校,32 所高等音乐学府。
柴可夫斯基音乐学院
只有 15% 的儿童音乐小学学生,最终能够走进专业高等院校。可想而知,这套体系的主要作用不是普及,而是选拔出真正的天才。
中国的初等音乐教学体系虽然不如苏联这般「金字塔」,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情景如出一辙,而且地域分布高度集中,很少向广阔天地辐射。
在朗朗报考中央音乐学院附小的时代,共有三千多人报名,只录取 14 人(一说 15 人)。在今天,这个比例更为悬殊,以至于孩子考上中央音乐学院附小,可以登上地方新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