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双一流”时代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出路
1、借力一级学科，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式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学科作为一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其理论深度一直饱受诟病。职业技术教育学尽管有着自己独特的研究对象，并尝试建构独立的研究范式，形成自己的研究特色，但是其毕竟是从教育学一级学科母体中演化出来的，因此要想实现学科的内涵式发展，必须借助其母学科及邻近二级学科的理论基础和资源优势。
学科发展作为知识生产的历史过程，经历了逐级的分裂与细化，最终形成了学院制的学科结构。学科发展史证明，任何一个子学科的发展都绕不开其母学科的“呵护”，而且处于姊妹关系中的子学科同样相互影响。
在17世纪，尽管物理学和形而上学已分属于哲学的不同学科，但剑桥所教授的物理课程却“染有浓厚的形而上学色彩”[8]。为此，在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点的授权单位尤其是师范大学，应该充分利用其长期积累的大学科资源优势，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内涵式成长，提升其冲击“教育学”一流学科的整体优势。
据统计，我国目前共有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授权点32家，教育学一级学科硕士授权点至少有130家。其中，在32家博士点授权单位中，有22所是师范大学，这些师范大学在教育学原理、课程与教学论等传统二级学科中具有较为厚实的研究基础和理论优势，能够为职业技术教育学的研究提供理论支撑。而浙江大学、河北大学、厦门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综合性大学则积累了非常深厚的教育史、高等教育研究基础。
职业教育的本质是什么？其哲学范式有哪些？历史发展规律如何？课程开发的程序是什么？高等职业教育如何实现内涵式发展？这些基本问题的回答都需要教育学基本理论的支持。尽管职业技术教育研究需要有行业背景的支撑，但是如果没有教育学作基础的话，就很难在基本理论方面有较深的研究。
为此，需要这些高校的教育学一级学科实现统筹发展，在整体上带动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发展。
其一，项目驱动。以教育学整体项目的设计，拉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连锁成长。例如，近期由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主持编写的《教育现代化的中国之路》系列丛书（2018）就收录了徐国庆所著的《从分等到分类——职业教育改革发展之路》一书。该书以史为经，以论为纬，提炼出40年来教育发展的基本规律，进一步明确了培养什么人以及怎样培养人的根本问题，为职业教育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基本研究思路。
其二，师资支持。在当前很多拥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高校，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师资相对缺乏，这就需要其他方向师资的提携乃至转型发展。事实上，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早期发展在重点师范大学都获得了其他教育学方向师资的支持。如，华东师范大学借力了比较教育学和课程与教学论的师资，西南大学借力了课程与教学论和教育史的师资，而且这些师资都实现了向职业技术教育学的成功转型，并有教师成长为职业技术教育学领域目前唯一的“长江学者”。
其三，方向拓展。在一些以高等教育学起家的综合性大学或理工科大学，尽管尚未有充分的实力开辟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但是在师资具备的条件下可以在高等教育学下设高等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方向，培养高等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领域的博士，助推高等教育整体实力的提升。职业技术教育学在一级学科关照下的发展反过来也夯实教育学一级学科的基础，进而促进所在单位教育学科在“双一流”竞争中良性发展，进而取得优势地位。
2、突出特色，促进职业技术教育学的融合式发展
职业技术教育学与行业发展有着天然的联系，培养行业需要的技术技能型人才是职业教育的实践面向，而这些行业高校到底培养什么样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以及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则需要科学的研究和探索。
为此，一批行业类高校包括理工科高校、农林类高校、财经类高校、建筑类高校等相继加入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点的建设中，开始培养职业教育领域的硕、博士。
尽管这些行业类院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科没有教育学一级学科的支撑，但可以利用自己的行业资源优势。张应强认为，“双一流”建设应避免同质化倾向，通过寻求多元化的发展，彰显各自的特色[9]。随着知识生产的多元化，人文学科与自然学科的分野受到越来越大的冲击，为此，以华勒斯坦为首的一批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主张重建开放性的社会科学，提出跨学科的制度改革建议，包括建立跨学科研究中心、跨学科研究规划、跨学科联合聘用教授、跨学系联合培养研究生等[10]。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也充分支持与鼓励“交叉学科”的建设与发展，特别指出应“以优势特色学科为主体，以相关学科为支撑，整合相关传统学科资源，促进基础学科、应用学科交叉融合，在前沿和交叉学科领域培植新的学科生长点”[11]。
因此，在“双一流”建设背景下，行业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为在新一轮的学科裁撤浪潮中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必须借助本学校的独特资源优势，与行业特色专业实现交叉融合式发展，产生新的学科增长点，实现学科发展的双赢。
其一，在学科定位方面，应根据本校的特色，将目标定位于培养行业类职业教育研究型人才。例如，湖北工业大学、西安建筑科技大学、江西农业大学等高校坚守自己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充分利用机械、建筑、农业等专业资源优势，面向行业领域培养高端职业教育研究型人才。
其二，在学科招生方面，这些行业类高校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应放开招收机械、建筑、农业等专业领域的学生，拓展学科人才培养的学缘结构。
其三，在学科人才培养中，应建立职业技术教育学院和其他专业学院协同培养的立体式框架，充分利用教育学以及其他专业学院的师资、实训设施甚至合作企业的实践资源等条件优势，助推研究生的复合式成长。根据沙姆韦（Shumway）和梅瑟-达维多（Messer-Davidow）的观点，学科知识的生产不单纯为知识论的层面，而是一个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实践，所谓跨科际的规训制度必须触碰知识生产的组织结构[12]。这种不同院系为了共同的学科知识生产而进行的组织联合便是组织结构变革的重要方式。
其四，在学科的外延式发展中，应在本校特色一级学科点下设置职业教育或工程教育方向，培养高层次的应用型、工程型教育人才。二级学科的灵活放权，意味着高校可以在二级学科科目外，甚至可以突破一级学科和学科门类的限制，设置跨学科或交叉学科的专业方向[13]。
例如，同济大学虽然暂时没有机会申请到教育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但完全可以在其“一流学科”建筑学、土木工程等学科或者管理学科下设置职业教育或者工程教育方向，助推职业技术教育学的外延式发展。资源的统筹式协调，学科的交叉融合式发展，彰显学科发展的“集群效应”与“共振效应”[14]。这就为本校“双一流”特色学科的发展培育了新的增长点，进而实现学科水平的整体提升。
3、互动专业学位，实现职业技术教育学科的错位式发展
专业学位和学术学位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学位体系的一对“双胞胎”，既相互联系，又彼此互动。作为学术性学位二级学科的职业技术教育学与作为专业学位的职业技术教育领域，尽管定位于不同类型的高层次人才培养，但二者基于共同的教育学科以及职业教育学科基础，且有着相同的历史渊源。职业教育学科的发展无论在德国还是中国，都起源于职业教育师资的培养[15]。
因此，职业技术教育学自产生的那一天起，就与应用型人才培养有着血脉联系，尽管今天走着高大上的学术研究之路，但仍然离不开专业学位的支撑。
华勒斯坦指出，在当代历史环境下，学科的彻底变革应超越“年鉴学派”那种多学科综合研究的尝试，在制度和学术组织上有所突破[16]。这一思路可以引发我们进一步思考，“制度”的变革不仅限于大学体制内部，在整个宏观学科建制上也应该有所突破。
《关于高等学校加快“双一流”建设的指导意见》特别强调，要立足学校办学定位和学科发展规律，优化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授权点的布局，完善学科新增和退出机制[17]。这或许给相关高校释放出一个积极信号，为此各高校应把握时机，积极筹划，通过专业学位点的建设补偿学术学位点的缺失。
其一，对于工科类高校，如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高校可以争取教育博士的培养机会。这些学校一方面有着长期的职业技术教育学硕士培养经验，另一方面也有各自的办学特色，如同济大学的德国职业教育研究、东南大学的科学教育研究等都在全国具有较强的影响力，这些都为教育博士面向职业教育领域招生、培养提供了重要基础。
其二，对于顶尖职业师范院校，如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应争取教育博士学位的授权，这或许能成为该校冲击“一流学科”的重要突破口。
其三，对于实力较强但尚未有学科点授权的职业师范院校，如江苏理工学院、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这两所学校拥有省级职业教育科研平台、重要职业教育期刊杂志、雄厚的职业教育科研队伍，有实力培养职业教育的硕士研究生，可以争取教育硕士以及职业技术教育领域硕士培养的机会。
总之，专业学位的介入并不是对职业技术教育学学术学位的僭越，而是在现有条件有限的情况下，结合各自单位优势选择的一种错位式发展，这同样是对职业技术教育学二级学科的贡献，而且也有助于这些高校尤其是职业师范院校打造自己的“一流”学科特色。
教育学二级学科面临危机的不仅有职业技术教育学，部分高校的高等教育学、教育技术学同样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这既有学科本身的原因，也有依托平台、办学定位的原因。因此，这都需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在学科的建制上做出科学的顶层设计。
重要的是，要突破一级学科学位点授权审核的限制，鼓励部分二级学科、特色学科领域、交叉学科领域的灵活发展，拯救处于夹缝生存中的学科领域，通过多元形式推进学科建设的良性生态发展，与“双一流”建设的目标融为一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