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群体免疫后的英国 留学生回国一票难求

　　王婧宜在剑桥大学中国研究系攻读博士，今年是第二年。本来她一直期待3月13日的学院150周年庆舞会，很早就买了票。当时，英国的确诊病例在300左右。她的一个朋友劝她，不要去，按英国目前的政策，整个局势一定会恶化。她极不情愿地退了票，为了安全，还提前退了剑桥的宿舍，和朋友一起搬到一个独立公寓居住。

　　没想到，疫情真的在几天后急转直下。从3月10日起，英国每天的新增确诊病例都在100例上下，舞会前一天，新增了207例。此前，在1月31日首次确诊两例后，几乎整个2月，英国的确诊病例一直是个位数，而且没有死亡病例。“3月上旬之前，英国的确诊一直是非常缓慢地增长，所以一开始我们也不太担心。”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退票后，王婧宜给学院发邮件，建议舞会改期。“作为一个中国人，我知道过去两个月内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希望不要在英国重演。”在邮件中，她这样写道。学院回复称，国家防疫部门和健康部门都认为没必要取消大型活动，所以无需恐慌，舞会也不会取消，但会在现场提供消毒洗手液，也要求有感冒、发烧症状的学生不要参加。舞会当晚，尽量减少亲密接触的活动。

　　3月13日是个周五，在英国一向有“喝一杯”的传统。和此前的每个周五一样，酒吧里的年轻人在热烈交谈、举杯，学院舞会照旧。不同的是，这天王婧宜搬进公寓，开始了她计划中的“自我隔离”生活。别人在跳舞，她在囤粮。15公斤大米、100卷卫生纸，这是她和另外两个舍友未来3个月的储备。

　　舞会仍在继续，王婧宜当时感觉，“和整个世界是脱轨的”。也在这天，她接到了父母的电话，要求她尽快回国，在学业、回国感染风险和继续待在英国的风险之间反复权衡后，她决定回国。

　　但很快她发现，根本订不到票，直飞已经不可能，二转或三转的票，订上后航班总被取消。最后，通过她父亲认识的一个票务，终于买到一张辗转30个小时的机票，只需要中转两次，相比别人，已经足够幸运。她有个朋友，至今仍没有买到票。

　　“我们真的非常崩溃，回国这个决定已经很难了，会耽误很多事情，但是后来发现回国却更难。”她感慨。

　　张艳琼买票更早，她原计划3月24日从伦敦经深圳回老家云南保山。3月6日，深圳航空说航班暂时停飞，最早可以改签到3月29日，在她签证到期前一天，但也无法保证。她担心如果再被取消，就会困在英国，所以决定退票重买，马上回国。

　　当时，英国只有144例确诊，留学生群体也还没有大范围的恐慌，但她搜索后发现，直飞已经从三四千元涨到近三万元，而且票极少。一转和二转还有不少，但很多是在法国、西班牙这类疫情较严重的国家，风险很大。最后，她通过朋友认识的一位代理买了两天后在斯里兰卡科伦坡中转，上海入境，再转保山的一班航线。

　　在伦敦希思罗机场临要起飞时，张艳琼突然收到科伦坡到上海的航班被取消，航空公司帮她搜索替代航线，先是从科伦坡经曼谷去上海，改签后几分钟，这班也被取消。再改成经新加坡去上海，操作间隙又被通知取消。最后一个方案是，经吉隆坡飞上海，但要滞留超20小时。当时，离起飞不到半小时，她还没安检，同意后就开始“生死时速”。在登机口，乘务员正拿着一个秒表一样的计时器倒数，10、9、8、7……她一踏进舱门，乘务员马上按了一下。舱门关闭，却仿佛打开了另一个“盒子”，张艳琼随即开启了辗转四个国家，六个机场的“魔幻之旅”。

　　“我算是较早一批回国的，在我开始隔离后两三天，鲍里斯政府召开了第一次疫情发布会，‘群体免疫’政策出台后，回国的留学生激增。”张艳琼说。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各种“回国群”了解到，在3月10日到3月22日的两周内，尤其是在3月16日之后，至少有数百名留学生“逃离”英国，他们抢票、研究各国的出入境政策、寻找冷门航线，在跨越五大洲的不同国家转机。这个过程中，还有不少人因为政策的临时变动滞留在中转地。

　　这股“回国热”持续了十几天。最近，由于机票更难买，英国防疫政策转向积极，回国留学生开始减少。3月19日，北京新增境外输入确诊病例中，5例都来自英国，23日这个数字降为2例。

　　在北京新国展集散点工作的一线检疫人员向《中国新闻周刊》回忆，从3月16日那周开始，明显感觉到入境的留学生增多，此前一周，平均每天的入境留学生少时是个位数，最多也就二三十人，但第二周每天增加至一两百人，其中很多都来自英国。

　　经过30个小时的飞行后，3月21日下午3：30，王婧宜终于回到了杭州。担心航班取消、担心被传染、不敢上厕所、错峰吃喝，以及给马桶座酒精消毒，她把一路的经历称为“逃难”，“一路都提心吊胆”。

　　尽管费尽周折，冒着这么多风险，但是“这次疫情确实是让很多留学生转向更加相信中国，相信中国现在的处理办法。”王婧宜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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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群体免疫”之争

　　在英国的中国留学生，集体性恐慌始于3月13日。此前一天，英国确诊病例达到562例，此后以每天新增200多例的速度爬升。但数字并非引发恐慌的直接原因，“最后一根稻草”是3月13日英国首席科学顾问帕特里克·瓦兰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提出的“群体免疫”政策，并首次提到感染率有可能达到60％。

　　英国有6600万人，如果其中的60％感染上新冠病毒，也就是约4000万人。“由于绝大多数患者是轻症，当更多的轻症患者感染病毒后，就会减缓疫情的传播，以防它在明年冬天卷土重来。同时，也利于保护那些最脆弱的人。”瓦兰斯补充说：“我想，它（新冠）很像一个年度病毒，会在每年季节性的传染。”

　　张艳琼记得，3月13日当天，她的微信朋友圈里一整天都在讨论“群体免疫”。留学生们普遍认为，这是英国政府对每个个体做出的极不负责的行为。

　　也就在前一天，英国首相鲍里斯·约翰逊首次召开疫情发布会，提出英国的防疫进入第二阶段“延缓”，引起舆论的广泛质疑。

　　鲍里斯指出，“延缓”政策是为了延缓疫情高峰期的到来，尽可能减少社会遭受的损失。他说，如果能让疫情晚几周暴发，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就可以负担的更多，而且随着天气转暖，患有普通呼吸道疾病的人会越来越少，也会给新冠患者腾出更多床位。与此同时，也有更多的时间研究疫苗。

　　鲍里斯直言，必须要在最合适的时间采取合适的措施，以期得到最大化政策的效用。现阶段“合适”的措施包括，轻症患者在家隔离七天，70岁以上老人和有严重健康问题的人不要坐游轮，也尽量不要进行国际旅行。

　　而就在同一天，意大利累计确诊15113例，死亡1016例，首次破千。西班牙、法国、德国，日增均破百。与英国毗邻的法国，总统马克龙当晚发表电视讲话，宣布所有学校自3月16日开始停课，并称“新冠肺炎疫情是法国近一个世纪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卫生危机”。

　　但鲍里斯在疫情发布会上强调，根据科学家的建议，取消像体育赛事这类大型公共活动对病毒的传播影响很小，并且英国现在不会关闭学校，“我们对此要反复强调”。他还建议，如果人们发现自己有症状，尽量不要拨打急救电话，最好先在网上自己查询信息。

　　对此，工党影子大臣约翰·麦克唐奈马上嘲讽道：“约翰逊把他自己和应负的责任也‘自我隔离’了。”

　　英国前卫生大臣杰里米·亨特则指出，像泰国、新加坡这些控制疫情较成功的国家，在暴发的早期就采取了严厉的“社会隔离”措施，而英国暂不采取关停学校这类措施，令人担忧。

　　英国世界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主编理查·霍顿也对英国政府采取的策略予以警告。他认为，在意大利发生的一切，就是英国几周后将要面临的现实。政府没有为此做好准备，没有让公众认清现实。他还说，英国政府正在“与公众玩轮盘赌”。

　　事实上，3月13日瓦兰斯提出“群体免疫”政策时，也指出，英国四周以后就是现在的意大利，届时死亡病例可能会破千。

　　埃克塞特大学人文学院世界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殷之光指出，“延缓”政策的重点是保存资源，而非积极主动进行确诊与救治。鲍里斯政府站在“保经济”的角度，想要拉长疫情传播的增长曲线，背后的逻辑是，在NHS只有有限床位的情况下，如果短期内收治过多患者，会出现医疗挤兑，造成NHS崩溃，形成社会恐慌。

　　“这是一个保经济的方案，抗疫方案只是它的一部分，但不是一个危机处理方案。”殷之光说。

　　殷之光还表示，这个逻辑表面没错，如果减缓检测和确诊的速度，可以减少社会恐慌，尽可能维持日常经济、生活的现状，直到政府熬过这段流感季。但一个前提是，英国政府在赌，新冠肺炎的重症率是不变的。“这只是掩耳盗铃，尽可能维持岁月静好的幻觉。”

　　事实是，在瓦兰斯提出这个概念两天后，英国卫生大臣马特·汉考克就指出，“群体免疫”不是政府的目标，也非政策，只是一个科学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