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万众一心”的教育方式 让他们变得更好了吗？

　　中国的孩子，似乎总是特别苦。

　　不知多少年前开始 ，学前班就呈现爆发式增长。一个3岁的孩子，日程早已被英语课、智力开发班等排得满满当当。

　　教育产品的多样化，似乎让孩子们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教育。然而，他们变得更好了吗？

　　同样的疑问，早在几个世纪前，法国人文主义者蒙田（Michel Eyquem de Montaigne），就已发出相似的探讨。

　　在他看来，孩子们接受的教育，往往是“灌输式”，“教条”的，而非一种理性教育。

　　这与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教育情况，无不类同——今天的教育，只关心让孩子们的头脑里装满知识，却不再关注理性的判断力和品德教养的重要性。

　　长期缺乏这样的教育，会使整个社会都处于「非理性」的状况，所以你很容易见到以下情况的出现：

　　一个杯子，一夜间被炒到几千块，人们为它大打出手。商家为了招揽顾客，雇人到店里来排队，制造出“网红店“的假象。在各类“养生产品”广告中出现的“专家”，竟是演员。

　　处于这样的教育形态下，人将在不知不觉中逐渐失去批判思考能力，就像一群没有自我防护能力的猎物。

　　01.身在“轻信”的时代

　　2012年8月，英国《卫报》有一则报道：

　　上海有一个叫做“赢在右脑”的暑期培训班，收费10万元。这个暑期班声称，只要接受了他们给孩子的右脑训练，孩子就能在20秒内读一本书，而读书的方式，甚至都不需要真正用眼睛和手去翻看。

　　他们可以只看书的封面，或只听翻书的声音、嗅书的味道、用手摸，甚至用额头感知，就能认出扑克牌或者识别文字。尽管10万元的收费非常高昂，但还是吸引了大批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家长。

　　这些家长大多是企业家、律师、工程师等等，可以说是我们普遍意义上的“文化人”。至于培训的结果呢，报道说：“后来家长发现，孩子受训后并没有获得什么特别的技能，只是学会了一些作弊的手段。”

　　上个世纪20到60年代初的苏联，有这样一个例子，当时的苏联生物学家特罗菲姆·李森科用来对抗西方“基因理论”的“获得性遗传”理论。

　　我们知道，要培育能耐寒的小麦，就得找那种有耐寒基因的小麦做种子，但李森科否定遗传基因的学术，而夸大环境决定论。

　　例如，他提出一种称为“春化处理”的育种法，在种植前使种子湿润和冷冻，加速种子生长。李森科夸大自己的发现是解决霜冻威胁的灵丹妙药。他推广这个技术，不是依靠严格的科学实验，而主要靠浮夸的说辞和弄虚作假。

　　正是李森科这套理论大行其道，让苏联的生物学比西方落后了几十年。

　　“非理性科学”，在我们今天听起来像是一个自相矛盾，不可能存在的事物，但却是前苏联许多人思维心态的一个缩影。

　　法国历史文化学家韦尔南（Jean-Pierre Vernant）指出，像李森科生物学这样的非理性科学，能在苏联存在是有特别原因的——

　　“那里实施的，是整个社会生活都被控制，全部智力、艺术、精神活动都被领导的一种制度”。

　　0.jpg

　　他引用一位苏联哲学家的话说，“这种制度的真正功能就是‘妨碍思想’。……因为一切都已由它预先思想好了，包括你自己。你用不着去问你到底是什么。……这样，凭着一个如此的制度，当想法出现的时候，它就在奔向实际上十分非理性的方向。”

　　所以，我们可以由此看出，“轻信”并不一定等同于愚蠢呆笨、文化程度低。相反，往往是太有想象力而没有批判思维能力的人，才是最容易轻信的。因为对他们来说，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像是“亩产超万斤”、“蚂蚁啃骨头，茶壶煮大牛，没有机器也造火车头”这种话——会轻信这种话的人，一定不是老实巴交在农田和工厂里埋头干活的农夫、工人，而是一些成天想入非非的政客和知识人士。

　　-.jpg

　　这样看起来，让那些轻信的人上钩，似乎十分容易：只要按照各类人等的不同期待和愿望，布下他们喜欢的诱饵，便都能收到“请君入瓮”的效果。不过，这种“轻信”的现象并不只发生在个别人的身上，而是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不是偶尔上当受骗，而是不断以不同形式反复被骗。这说明社会中一定已经出现了某种思维方式的反常。

　　集体的轻信现象，是许多人都共同拥有一些、特别容易被欺骗者和蛊惑者所利用的思维方式、心理定势、道德偏差、心智弱点。这些认知和心理因素，就是我们长期缺乏理性教育的结果。

　　02.不必神化权威

　　今天，我们在说起“哲学家”的时候，不单单指那些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而且也泛指各路精英、知识分子或理论权威。哲学家们智力超强，善于思考，也善于理性分析。

　　蒙田虽然也很聪明，并且善于理性分析，但是，他并不把自己当作是哲学家，也不那么高看哲学。他认为，人们对“学者”有一种夸大了的、不切实际的敬畏。那些迷信学者的人，宁愿把时间花在那些读起来似懂非懂的著作上，也不愿意研究一下自己。

　　蒙田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比自己以为的更加丰富有趣。如果你能过上一种“追求智慧但又离愚蠢不远”的普通生活，就已经很不错了。所以，在《随笔集》开卷处，他就写道：“我的书没有别的素材，我写的就是我自己。”

　　今天，我们许多家长也老觉得不能让孩子输在知识的起跑线上，拼命给孩子报各种辅导班。跟今天一样，和蒙田同时代的很多人，也都十分推崇智力和智慧，认为孩子头脑里的知识塞得越多越好。

　　相比之下，蒙田对智力教育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他讨厌学究式和灌输式教育，认为那不过是为了满足父母的虚荣而已。他一再强调人的智力有限，主张“学以致用”，并认为一个聪明的人一定会用自己生活需要的标准，来衡量知识有没有用、值不值得学习。

　　蒙田自己就很坦承，他说：“要是书太难懂，我就把它搁到一边，而不是绞尽脑汁，把自己搞得疲惫不堪。如果我不喜欢读一本书，那我换一本就是了。” 比如柏拉图的书，对他来说就过于沉闷了，所以他宁愿找一本更有趣的书来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