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梁文道：今天的教育里我们好像仍然在强调一种可以被称作“正确”的统一

　　今天的教育里，我们好像仍然在强调一种可以被称作「正确」的统一。

　　所有的问题，好像最终都应有一个「正确答案」。而偏离了这唯一的「正确」，就将被轻易视为异端。

　　可是，如果在学堂之上，只允许一种统一声音的存在，失去了不同立场与观点的碰撞火花，那么教育本身只会变得苍白无力，甚至失去原有的生命力。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依然任重道远。

　　最近，与大学高校有关的新闻似乎特别多。

　　相信你已经听说了武汉大学的“赏樱冲突”；前不久，河北另一所高校内，有学生身着汉服上学，却被学校的辅导员认定是“奇装异服”，甚至发出不换衣服就退学的“警告”。

　　除此之外，还有一所著名高校里，一位教师被学生举报了，举报的原因则主要在指责这位大学教师上课的内容和方法有问题，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正确”讲授方法。

　　看完这些新闻和消息，今天我很想和你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什么叫做「正确」？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关心与「正确」有关的问题？

　　1、要求「 正确」，只会让课堂本身变得更加苍白

　　我常常会收到各种各样的提问，而在这些提问里，会发现不少年轻人喜欢问我关于“这样做是否正确”，“怎么想才叫正确”，“如何理解才能有正确的认知架构”这样一类问题。

　　我一向不太会回答这类问题，不是不愿回答，而是我不懂该怎么回答，因为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做「正确」。

　　为什么这么多人认为，这世界上所有事情都是有「正确答案」的呢？

　　不可否认，当我们对事情形成一套看法，难免会自以为它就是正确的，这是一回事；可另一回事在于，一旦一种学说，一种主张，被认为是正确之后，好像自然的所有围绕它的讲述都必须以它是“真理”为前提而展开。

　　于是，在写作创作，尤其是在教学的时候，好像就都必须依循一种唯一的模式去教授学生。

　　可是设想，我是一位教师，今天要向学生们讲授马克思主义，难道我就不能在课堂里介绍各种反对这种主张的其他观点和学说了吗？根据最近发生的事件来看，似乎有些年轻人的确这么认为。

　　按照这样下去，恐怕今后所有课堂和课程内容，都将变成一成不变地表述一套学说、观点或理论的「 正确性」了。但事实上，从古至今所有的学说和学问，都是在不断争辩之中，逐渐丰满完善起来的。

　　如果失去了不同的立场和声音，那么这套学说或理论就将变得更加苍白，不再具有生命力。

　　而且，一套学说或理论里所真正包含的那些复杂的、高妙的、细致的内涵，就再也无法发展。

　　比如儒学的进展，从先秦到汉朝，正是经历了许许多多接连不断的争论而成长起来的，这个过程里的大儒，他们对于儒学的基本理念一致，但都各自发展出独有的特色——这种独有，就是通过与不同学派、不同流派的人争相辩论而发展出来的，也才使得儒学愈加丰富壮大。

　　2、先学会为你的对手，作出一番强有力的辩护

　　事实上，基本可以说没有任何一种人文社科的学说不是这样发展起来的。因此当我们在教书的时候，必须让学生们去认识到这些争辩的过程，以及它所带来的结果。

　　为了让这个说法不那么抽象，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来阐述——

　　过去十多年，有几位非常重要的西方政治哲学家相继去世，直到今天，我们都还要不断重读这些人留下的著作。其中一位，就是让20世纪政治哲学能够重新焕发新生命的重要自由主义哲学家，约翰·罗尔斯（John Rawls）。

　　罗尔斯作为一位哲学教授和大学教师，他又是如何教学的呢？罗尔斯在哈佛大学授课时，非常强调一种读书的态度，他对学生们说，当你阅读任何一位过去重要学者著作的时候，如果你发现他们在阐述中有些地方表述不清，或者论证站不住脚，甚至你持反对观点和态度时，你一定要做到的是，首先为这本书以及这位作者的理论进行最强辩护。

　　也就是说，你需要先从这位作者的角度考虑为什么他会产生这样有问题的论证，把你认为他的论证中存在空隙的地方填满，而不是简单直接地给予否定。

　　只有通过这种方式，你才能够真正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观点和论证，以及弥补建构你认为的缺失之处。

　　这个时候再去进行反驳，反对的就是一个最强版本的对手，那么你做的反驳才是有意义的，也才是真正有可能站得住脚的。这就是罗尔斯倡导并坚持的一种阅读和辩论方法。

　　3、无懈可击的论证，要通过对手的批判来完成

　　罗尔斯的另一位同事，罗伯特·诺奇克（Robert Nozick），在读了罗尔斯的重要作品《正义论》之后受到非常大的启发和激励，也写了一本极为重要的政治哲学著作《无政府，国家和乌托邦》（Anarchy, State and Utopia），这是一本自由意志主义、自由至上主义的经典哲学著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