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杨东平：日本的“宽松教育”告诉我们什么？
“减负”是近段时间大力推行的教育政策之一。但随着政府推行“减负”、治理课外培训机构持续发力，教育界内外的质疑之声不绝，为应试教育辩护的声音也迭出，如：
●“应试教育是一种政治正确”——江苏某地的教育局长陆建国
●“历史终将为应试教育平反”——北师大王策三教授撰文
●“减负是‘害了孩子, 肥了教辅, 误了国家’”——网上某热文
此外，一些国外案例被不断引证，是日本“宽松教育”失败和西方“快乐教育”的“骗局”，成为中国不能减负的“前车之鉴”。教育的真相与价值在自媒体的操弄中被极大地混淆，制造着家长的焦虑。要为减负和素质教育辩护，首先需要澄清关于西方“快乐教育”和日本“宽松教育”的真相，拨乱反正，以正视听。
欧美国家的“快乐教育”是骗局吗？
关于西方教育最为蛊惑人心的奇谈怪论，就是所谓“快乐教育”是西方国家糊弄底层人民的骗局，所谓“底层快乐教育，中层素质教育，高层应试教育”。声称底层民众的学校实行低质量的快乐教育，培养劳动者；中产阶级子女的学校实行素质教育，而上层社会子女的精英学校，实行严格的应试教育，刻苦训练，以培养社会的统治者。如按此说，中国的老百姓应当庆幸不已，我们都在享受最高端的教育了！
讨论学业负担和评价教育质量，要有两个基本的区分。
首先，是义务教育还是高中教育。
减负优先关注的是义务教育阶段、尤其是小学生的生存状态。由于高中教育直接面对大学升学，教育竞争最为激烈，各国概莫能外。那些“美国家长狂推娃”的网文，用美国最顶尖私立高中“4小时睡眠，4杯拿铁咖啡，4.0的GPA成绩”，来反证中国的应试教育并不为过，是一种蓄意的误导，以制造焦虑。
即使在美国，非哈佛、耶鲁不上的也是一个很小的群体，（其中华人占相当比例），并不能代表高中学生的基本面貌。许多公办州立大学的水平也很高，对本地居民收费优惠，是他们的 。
其次，是关于教育分层的问题。
在存在阶层差距的现实中，所有国家都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社会分层与教育分层。教育公共政策的目标，无不是致力于弥合和减少这种差距。在这方面，而不是制造或助长在学校中阶层的隔离。由于美国多种族和移民社会的特征，学校经费来自房地产税，使得不同社区的学校教育质量差异极大。
许多城市中心以少数族裔学生为主的中小学，巩固率、毕业率很低，校园风气松弛，学业成就不达标。然而，这并非是针对特定人群、具有特定目标的教育模式，只是不合格学校和教育失败。2002年小布什总统签署的《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到奥巴马签署的《让每一个孩子成功法案》，就是要让更多的学校学业成就达标，这个目标至今仍没有实现。
类似地，中国偏僻的西部农村和少数民族地区，也有许多基本不开音体美、不开英语，学业成就不达标的学校；同样，它并不是针对贫困地区的独立的教育模式。而私立学校和公立学校的教育哲学和教育模式其实是一致的，只不过由于资源和师资的差异，在实现的程度上不同，譬如前者可以开出100门选修课，后者只有30门；前者会组织学生去国外游学后者只是在国内，等等。
事实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义务教育，无论欧美还是亚洲国家，主流的价值观和教学模式，都是以儿童为中心，重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重视体育和生活教育，重视培养学生的情感、态度、社会适应性，发展学生的想象力、创造力，等等。
这种教育，名之为“快乐教育”并不严谨，极易产生歧义，似乎是只顾玩乐的放任教育；名之为素质教育，则与中国的概念不好区分。为行文方便，在此还是暂且称之为“快乐教育”。实际上，这是一种自由宽松、自然生长的教育，是一种低竞争、低压力、低管控、低评价的教育。与中国中小学生极长的学习时间、过重的课业负担、频繁的考试排名、激烈的竞争、众多的近视眼和睡眠不足等等，几乎不可同日而语。
中小学生近视比率增高
丹麦的教师告诉我们，在幼儿园和小学是没有竞争概念的，学生需要学习的只是接纳、合作、感恩、良好的行为习惯等等。一位五年级学生的家庭作业，是读20分钟课外书。丹麦的中学校长告诉我们，初中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学生顺利度过青春期，学生在九年级之前没有考试。在英国小学从教的上海教师发现，他们并非每天布置作业，有时每周才做一次作业，而且学生似乎愿意交就交，没有交也没人催。参观过美国学校的老师发现，课堂上老师和学生都显得不紧不慢，教学设计也比较传统和单一，以讨论、交流、书写等环节为主，没有想象中的高效和新潮。
一位美国老师介绍，美国的小学、初中其实没有真正开始学习，真正有挑战性和竞争性学习从高中开始。美国基础教育的精华是每天下午课后围绕体育、艺术、社会实践而开展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英国顶尖的私立学校伊顿公学，下午时间学生全部在在运动场上。对体育的高度重视和推崇是覆盖欧美各类学校的，有研究视为是反智的“蓝领文化”对学校文化的改造，但它似乎是更为符合儿童天性、因而具有深刻教育意义的教育行为。
有人认为，由于中国人口众多，升学和就业竞争激烈，因而难以实行“快乐教育”，只有小国寡民、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才能做到。其实，北欧五国总人口达2200多万，人口也不太少了。8300万人口的德国，中小学实行半天上课，下午组织学生去参观美术馆、博物馆、踢球、看电影，或者到野外散步。
可见，这种自由宽松的教育在绝大多数国家是基本现实，既非小国寡民才能够享受，也不是阶级分层的骗局。它背后，是从20世纪初的进步主义教育运动启动的一场整体的教育转型，从而告别19世纪形成的以知识灌输为主、学科中心的教育模式。其基本特征是从国家主义到儿童中心，以人为本；从升学教育到培养公民；从学科中心、知识本位到生活教育；从教师中心到学生中心，从课堂教学到学会学习，学会生存。近年来，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刺激，互联网时代和智能机器人的挑战，重视培养创新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教育改革正在加速，都是在继续解构课堂中心、考试和分数至上的传统模式。
东亚国家与中国相似，具有重视考试和分数、望子成龙的儒教文化传统；但是，对东亚国家教育的认知也需要“拨乱反正”。今非昔比，这一陈旧传统正在巨变之中。PISA2009测试的数据显示，日本、韩国、台湾地区学生的学习时间和竞争强度均已大幅低于上海。上海学生每周作业时间平均为13.8小时，OECD国家为平均5小时多，芬兰最低为3小时多、日本4小时多。同为PISA第一梯队，韩国、芬兰学生的作业时间是上海的1/4，日本学生的作业时间是上海的1/3！加上校外辅导和私人家教，上海学生每周校外学习时间平均为17小时左右，远远高于OECD的平均值7.8小时。
韩国的教育改革是个典型。多年来，韩国教育的哲学观和价值观是“发展教育”，就是培养能为国家做贡献的杰出人才，国家和社会对拥有优秀学历的学校、学生优先分配资源，学生、父母、老师和地方团体都投入到学历竞争和成绩竞争中。它在推进教育普及和经济发展的同时，也收获教育异化的苦果。单纯成绩和学历的竞争让学校变得嫉妒、仇视和攻击；考试成绩竞争，破坏了全面素质教育理念；炽烈的课外培训，给国民造成极大经济负担。据韩国SBS新闻报道，在OECD成员国中韩国学生的幸福感最低，学习压力最大，自杀率也是最高的。这样的教育会被看成失败的教育。
进入2000年，以创新和人性的创意为目标的人性教育政策成为韩国的主流观点，从而脱出“发展教育”的窠臼，它被定名为“幸福教育”。实施“幸福教育”的抓手是“自由学期”制度，即在初一、初二学年选择一个学期，取消期中和期末考试，实施灵活弹性的教育课程，开展讨论、实习等学生参与型的教学以及多样化的体验活动，以发展自主学习能力和适应性，帮助学生探索未来的职业前途。至2016年，韩国的3204所初中已经全部实施自由学期制，学生的幸福感明显提升。
台湾的小学已经相当生动活泼，完全没有“小升初”的问题和压力，实行半天学习，一、二年级下午全部放假，三、四年级下午放假三天，五、六年级下午放假一天。2014年起实行12年义务教育，初中毕业生升入高中不再采用在校成绩，也没有基本水平测试，75%的学生实行免试入学，25%为特色招生。取消了中考后，初中阶段的教育气氛也在明显改变。
历来重视考试竞争的新加坡也在改弦易辙，视创新为持续发展和迈向成功的关键。新加坡教育部宣布将逐步取消中小学部分年级的考试。中一学生取消年中考试，分阶段让小三、小五和中三的学生也免除年中考试。为减少学生之间过度的竞争，学生成绩册不再显示班级和年级名次、同届学生的最高分等。越来越多的学校开设自由活动时间，有些学校划出特定的一天，有些选择延长休息时间，让学生自由探索。
日本的“宽松教育”告诉我们什么？
亚洲国家中，日本“宽松教育”的变革成为关注的热点。对其历史和事实的深入揭示，比我们在媒体信息中看到的要深刻得多。国内关于“宽松教育”比较权威的研究，是华东师大吴伟、赵健的《日本“宽松教育”：历史脉络与理性审视》（比较教育研究，2018年第4期），以及21世纪教育研究院于2018年6月在北京举行的研讨会。在这次会议上，日本驻华使馆参赞、日本学校的校长、在华留学生等提供了第一手的资讯（见《日本“宽松教育”的真相与思考》，21世纪教育研究院官网）。
“宽松教育”的提出，是日本针对六七十年代基础教育的“畸形化”（被喻为“考试地狱”），对严重的“填鸭式教育”弊端的矫正和反拨。就教育价值而言，传统的“填鸭式”重视的是基础性、系统性知识的学习；1978年提出的新的目标，是重视培养学生的生存能力，自主学习，独立思考以及体验式学习，培养能够独立思考、创造新事物的人才。“宽松教育”通过缩减学习时间和教材内容，以为培养学生的自主思考与学习能力留出空间。1980年后数次修改教学计划，以1998年修改、2002正式实施的《学习指导要领》的下调幅度最大：实行“一周5日制”，并将学习内容减少了约3成，上课时间减少了约1成。对“宽松教育”的批评主要集中在这次修订中减少的教学内容过多，引致社会舆论对学力下降的担忧。
图1 日本两种不同教育的价值观和特征
这一担忧因为2003年和2006年日本两次PISA测试的成绩下降，形成所谓的“PISA震惊”而坐实，导致“去宽松教育”的政策调整。2008年新一轮《学习指导要领》的修订，小学增加了278个课时，初中增加了105个课时；其余内容包括加强理科教育、数学教育，充实国语和外语等语言活动，削减综合性学习时间，废止初中的选修科目等。
其实，“宽松教育”导致学力下降的事实是并不真实的。因为1998年制定的《学习指导要领》，到2002年才正式实施，参加PISA 2003和PISA 2006测试的学生只是在小学段接受过1年或4年的“宽松教育”。PISA2009测试日本成绩回升，被视为“去宽松教育”的成效；然而，正是参加2009年测试的15岁学生在基础教育阶段接受了完整的“宽松教育”（约为1994 年出生，2001年上小学，2007年上初中），可见舆论与事实之间的差距之大。
图2 日本中小学课时变化
“宽松教育”在日本是个已经过时、不被关注的话题，只是在中国被重新“爆炒”。因而，真正重要的问题是我们能够从中汲取什么？对此，日本学者也曾多有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宽松教育”是社会经济逻辑的产物，而非教育自身的选择。
宽松教育的提出是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转型，随着经济高速增长期结束，日本制造业外移，经济界认为适应未来社会发展的需要，应当将工业化时期培养规范性人才的目标，提升为培养具有生存能力、思考力、创新能力的人才，需要改变死记硬背的“填鸭式教育”。1978年文部科学省提出“精选教育内容，旨在实现学生过上宽裕而又充实的学校生活的目标”。由于“宽松教育”政策的制定首先并非出自对儿童的考虑，而是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决策，这一动机和价值观本身就有问题。
反过来，社会对“宽松教育”的担忧、对“宽松一代”的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主要是社会情绪的表达，而非来自教育自身的评价。在日本经济泡沫破裂后，全社会弥漫着不安情绪，“宽松教育”于是成为“替罪羊”。因而，日本学者建议不要在国家经济波动时实行教育改革。他们认为，重要的问题并不是儿童学力下降，而需要关注教育背后社会的巨大变化，关注日本社会与新世界整体上的不适应。诸如对“宽松一代”的低评价，他们在行为举止、思想观念上不像老派日本人那样守规矩，懂礼貌和勤奋，比较崇尚自由和个性化，加之“少子化”和“低欲望社会”的现实，社会如何面对和适应，是超越教育的重大挑战。
不应过于看重PISA这种一次性的纸笔测试。
导致2003、2006年日本PISA成绩下降的原因之一，是参测国家和地区增加，同属“第一梯队”的台湾、韩国、香港等地参与，日本的名次相对下降。而真正完整接受宽松教育的“宽松一代”参加的2009年测试，成绩却大幅回升，可见一次性纸笔测试作为教育评价的确定性是可以质疑的。
在PISA测试之外，2011年日本参加了OECD组织的国际成人力调查（PIAAC），进行读解力、数学思考力、活用信息技术的问题解决能力三项测试。在包括韩国、澳大利亚、美国、芬兰在内的24 个国家或地区中，16——24岁年龄层的日本人，读解力平均分为299分，位居第1；数学思考力平均分为283分，位居第3，可见学力下降之说是经不起检验的。
最近一次PISA2015测试中，日本的表现继续亮眼，新加坡名列第一，日本第二；而中国队成绩大幅下滑，总体排名第10，其中数学第6，科学第10、阅读第27。因为这一届的中国联队由北京、上海、江苏、广东四地组成，尽管仍然是国内教育最发达的地区，但显然与单纯由上海队代表不同。如果国内参测的省份更多，相信成绩下滑会更为显著。对此也不必过度反应；但在PISA2015测试中呈现的其它问题尤其是教育公平问题，却是应当高度重视的。
关注教育政策的综合影响，尤其是教育公平。
与国内自媒体认为日本“宽松教育”大方向错了，正在重新走向“应试教育”不同；日本学者认为日本教育培养生存力、创造力、深度学习等理念与价值观并没有变化。需要反思的是“宽松教育”改革中政策目标和手段不相符的问题：培养独立思考能力并非靠简单减少机械学习内容就可以实现，还需要配套的课程与教学方法，这方面显然没有跟上。
更为重要的反思，是“宽松教育”本应为学生、教师、家长“松绑”，但实际并不宽松。由于社会的竞争态势依旧存在，有升学压力的学生将战场从公立学校转向私立学校和校外补习机构，从而扩大了公立学校与私立学校之间的差距。因为“宽松教育”的改革对私立学校没有什么约束力，很多私立学校依旧坚持一周六日的制度。同时，由于参加课外补习对学生成绩所产生的影响越来越大，从而扩大了学力的阶层差距。这一问题在中国也存在，而且情况尤为严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