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谢维和：教育强国需要自己的教育理论

　　谢维和，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原副校长，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我们要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坚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聚天下英才而用之”。到2035年，中国要建成教育强国，这是中国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内涵与奋斗目标。努力建设与形成中国特色的教育思想理论与中国的教育学，为教育强国的建设提供思想理论基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重大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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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强国的建设与国际间的各种学术排行榜是不同的。教育强国是一个综合性概念，反映的是一个国家教育的综合实力，以及教育在国家中的地位和对国家的贡献；而排行榜则是反映学科发展的学术性指标，不能全面反映一个国家教育的实力与水平。教育强国的建设，最根本的是把中国自己的教育办好。正如 总书记2018年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的：“只要我们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有作为、有成效，我们的大学就能在世界上有地位、有话语权”。显然，教育强国的基本含义就是在教育要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方面“有作为、有成效”，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国家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基础性与战略性的支撑。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有力地支撑高质量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二十大报告将教育、科技与人才放在一个部分论述，突出的就是教育必须支撑科技的自立自强与人才高地的建设。这也是教育强国的重要内涵。而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与人才强国的建设中，教育优先发展则进一步体现了教育强国的作用与地位，其重要抓手就是“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着力造就拔尖创新人才”，把培养高水平创新人才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上。

　　其次，充分地保障人民群众的高品质生活。能否接受高质量的教育，是关系人民群众高品质生活最重要与首要的内涵，是人民群众最直接、最现实、最关心的利益，是人民群众多样化需求中的首要需求，这是高品质生活的重要内涵，是教育强国的重要内涵。正如 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青海代表团审议时所强调的，要“把高质量发展同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坚持生态优先、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有机结合、相得益彰”。其关键是扩大优质教育资源的供给，不断提升教育公平的程度。

　　最后，有效地服务高水平对外开放。教育强国的这层含义一方面表现在为世界各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中国的贡献，进而为世界其他国家教育现代化提供一个新的选项。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为人类实现现代化提供了新的选择，中国 和中国人民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更多更好的中国智慧、中国方案、中国力量，为人类和平与发展崇高事业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另一方面，教育强国的建设实际上也是开展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交流合作的重要基础与平台。正如陶行知先生1922年所言，国际交流的目的有两个方面：交换知识、解决问题。因此，“即以交换知识论，必先双方有东西可以换来换去，才可算为交换。自己必先有好的东西，才能和人换得好的东西。因为，‘给的能力’常和‘取的能力’大略相等。能给多少，即能取多少”。

　　显然，教育强国意味着教育发展必须成为建设中国式现代化与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靠得住”的战略性与基础性支撑。但需要指出的是，中国的教育强国建设并不是要取代其他国家成为世界教育的中心，而是希望通过自身的实践经验，为其他国家的教育现代化提供一种新的选项，在世界上形成一种教育现代化的多元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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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明确的是，中国教育要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忠于自己国家、认同中华民族文化传统、对中国社会与人民具有责任感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完全依靠别国与他人的教育学说作为中国教育实践的理论基础与思想引导，是行不通的。我们当然应该坚持开放与面向世界，向他人学习，但更必须有中国自己的教育学与思想理论，必须立足中国文化本身，否则，就失去了自己的主心骨。这也是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的基础。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需要个性化的发展，一个国家和民族也同样需要适应自身个性化的发展，这是教育的基本规律、普遍规律，也是中国多年来建设发展的重要经验。1965年，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中有一段郭兰英演唱的歌曲《南泥湾》的片段，非常精彩。然而，这其中却有一段非常有启示性的故事。按照该剧音乐编导起初的安排，剧中歌曲《南泥湾》是以美声唱法演唱的。但周恩来总理看了彩排以后，提出改为民族唱法，而且点名请郭兰英演唱，由此才留下了这样一个历史性画面，一段艺术佳话。显然，反映中国文化与精神风貌的音乐作品，如果用西方的演唱方式表演，尽管也能够给人带来愉悦感与美的享受，但难以真正表达中国文化独特的精神内涵以及歌曲的民族风格，难以让听众产生精神上的共鸣，进而形成对自身民族意识的自觉与强化。显然，这对中国教育强国的建设也是有启示的。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指出的，“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篇章是中国 人依靠自身力量实践出来的，贯穿其中的一个基本点就是中国的问题必须从中国基本国情出发，由中国人自己来解答”。

　　努力建设与形成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与教育学，实际上是多年来中国知识分子的梦想与奋斗目标。中国近代教育学家余家菊就曾表示，今后欲使本国的教育真正为民族性的教育，首先就当致力于自尊心之复活运动，使本国人最少也承认西方之民族及其文化不是全善的。有一部分不好，有一部分不必学，同时也知道本国本民族与本国文化最少亦不是全恶的，有一部分还不错，有一部分最少也值得保存。必至此时，中国的教育才是“中国的教育”。中国科学社创始人之一任弘隽认为，科学之道，可学而不可学。其可学者，已成之绩。而不可学者，未阐之蕴。且物物而学之，于他人之学，必不能尽。尽之，犹终身为人之奴，安能独立发达，成所谓完全学界耶。一个国家与民族的学术发展必须要有自己的独立性，这是一个具有普遍性的道理。德国思想家与文学家歌德曾说过，德国若要有科学，科学应当先说德国话。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经过歌德、席勒等一大批思想家和科学家弘扬德国语言的不懈努力，才使得德国的民族文化精神得到充分的发展和认可。1929年，冯友兰先生在《清华周刊》上发表了题为《一件清华当作的事情》的文章，其中写道：“在德国学术刚发达的时候，有一个人说，要想叫德国学术发达，非叫学术说德国话不可。我们想叫现代学术在中国发达，也非叫现代学术说中国话不可。”中国教育部原副部长赵沁平先生就曾经组织一批学者，用中国优秀传统教育文献和经典中的有关论述，来阐述教育的基本理论与规律，编写出版了《教育规律读本：育人三十六则》，产生了很好的反响。

　　也许有人会说，在中国的教育理论中，似乎到处都充斥着西方的概念与词汇，包括教育的各种制度性安排、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甚至是各种基本的概念、范畴与观点，等等。我们应该到哪里去寻找中国的教育学的基础呢？对此，2022年5月27日， 总书记在 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文明的智慧结晶和精华所在，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中国传统文化与历史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只是从近代以来，由于国家的衰败与民族的挫折等，中国的教育思想与理论受到了人们的怀疑与轻视，甚至是否定，以至于让中国人失去了对自身教育传统与思想理论的自信。曾经执教于清华大学的柳诒徵先生就明确说道：“吾国自唐虞三代以来，未尝有国际竞争，亦未有他国可为吾之模范，而吾国即甚注重学校。所谓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育为先”。当然，这里也有一个如何认识中国教育的方法论问题。陶希圣先生在《中国学校教育之史的观察——学校教育之理想与实际》一文中，提出了认识中国教育思想理论的两种思路：历史学的教育论和教育学的历史论。历史学的教育论是从历史学上把教育现象加以论列，而教育学的历史论是从教育学上把历史制度加以考察。陶希圣先生认为，要了解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用后者的方法；要深察实际及实际的效用，必须循前者的途径。他表示，从历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现象，必须追溯到清末改制以前的中国教育现象，而指出其沿袭或变迁。若反过来，由教育学上观察今日的教育制度，则中国今日的教育制度是经历了从欧洲到日本，经日本到中国，以及直接从欧美到中国的一个“继受”制度，与中国古代到清末的“固有”制度鲜有渊源。所以，要了解中国教育制度及制度的理想，必须求之于欧美日本教育史；但若要深察其实际及实际的作用，则必须从中国史上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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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历史与现实中可以看到，中国的教育思想与儒家的理论，对世界与邻国一直具有非常大的影响。例如：在美国中小学课本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中，对孔子的评价非常高，而且特别强调中国儒家文化中的“秩序”观念，认为基于儒家思想的“秩序”促进了中国古代社会的持续稳定，是对人类社会的一个巨大贡献。而中国古代文官考试制度也是对世界的重要贡献，曾经深为欧洲所追慕。16、17世纪，日本学者非常重视研读中国儒家的学说，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经典的解读也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如17世纪日本著名学者伊藤东涯关于中国教育思想理论及其演变发展的若干专著，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参考文献。时至今日，《论语》在美国与日本等国仍然具有非常广泛的影响。

　　特别值得关注的是，过去我们一直认为对中国教育产生重要影响的杜威，实际上也受到了中国教育思想的影响。他之所以打破原定的行程，1919年5月至1921年7月，在中国访问长达2年2个月11天，很重要的原因之一是他对中国文化与教育思想的兴趣。按照美国密西根州立大学教育学教授理查德·帕瓦特的说法，“杜威在中国期间所发展的这些观点对他在 20世纪所发扬的重新概念化并更丰富的哲学至关重要。难怪杜威把他的中国之行称为‘我所做过的最有趣、并从学术的角度来说最有益的事情’，非常关键的是中国能够给杜威施加这个影响。可以说，中国对杜威哲学思想的影响比杜威对中国的影响要大得多”。而杜威的女儿简·M·杜威在《杜威传》中把杜威对教育的信念的重建归功于中国之行。她说，“不管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如何，杜威在中国的访问对他自己产生了深刻的和持久的影响”。

　　更重要的是，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既有世界普遍性的内容与方面，也有自身独特的特点。清华大学早期校长之一梅贻琦先生在《大学一解》一文中，就非常明确地指出，“西洋之大学教育已有八九百年之历史，其目的虽鲜有明白揭橥之者，然试一探究，则知其本源所在，实为希腊之人生哲学；而希腊人生哲学之精髓无它，即‘一己之修明’是已。此与我国儒家思想之大本又何尝有异致？孔子于《论语·宪问》曰：‘古之学者为己。’而病今之学者舍己以从人。其答子路问君子，曰‘修己以敬’；进而曰‘修己以安人’；又进而曰‘修己以安百姓’。夫君子者无它，即学问成熟之人，而教育之最大收获也。曰‘安人’、‘安百姓’者，则又明示修己为始阶，本身不为目的，其归宿、其最大之效用，为众人与社会之福利。此则较之希腊之人生哲学，又若更进一步，不仅以一己理智方面之修明为已足也”。 显然，梅贻琦先生比较了苏格拉底与孔子教育思想的不同。苏格拉底的教育思想强调的是认识自己，而孔子强调的不仅是认识自己，而且更重要的是提升自己的修养，这充分体现了中国教育思想强调道德践行的特点。孔子的弟子把孔子的立教之旨概括为四个字：“文行忠信”。其中，“盖文者先王之遗文，道之所寓也。行者践履之谓，所以体夫道也。为人犹己谓之忠，不失所期谓之信”。可以说，类似于这种关于中国教育思想文化的论述与分析，在近百年来中国学者的各种研究文献中是非常丰富的。

　　实际上，国际上已经对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形成了某种期望。例如：加拿大著名教育学家许美德先生就非常希望中国的教育能够对世界做出贡献；世界银行与亚洲开发银行也希望中国的经验能够为其他国家的教育改革发展提供示范与参照。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学者们曾经讨论过“中国的社会科学”话题。如今，经过几十年的探索与实践，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可以说，中国的教育学建设已经具备了非常好的基础与条件。建设中国的教育思想理论，必须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教育改革发展的问题；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坚持中国优秀教育思想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的教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中国教育学科的人才队伍，由此，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全面提高人才自主培养质量，造就拔尖创新人才，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支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总书记 2016 年 5 月 17 日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强调，要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指出“要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可以说，现在正是建设、发展与形成中国教育思想理论体系与中国的教育学的大好时机，中国的教育人应携手共进，奋力推进中国教育思想理论体系的建构与完善，使之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