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北京名校长李希贵：一所真正面向每一个学生的学校，需要一双“无形的手”
造就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
要全面提高教学质量，必须面向全体学生。“面向全体学生”既适应教育追求“人的全面发展”的根本目标，也符合我国中长期教育规划纲要所要求的教育公平原则。
在新的基础教育课程理念中，“面向全体学生”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强调，“促进每一位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满足每一位学生终身发展的需要”成为新一轮课程改革最重要的价值取向。
然而，对于学校的管理者，有什么办法可以使学校真正做到面向每一位学生，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
曾经主导北京十一学校改革的李希贵认为，造就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让选择在“市场教育”中成为一只无形的手，可能是解决这一问题的良方。
1.让学生自主选层，走班上课
在李希贵看来，改革教学组织形式，打破大一统的班级授课制，在一些学科中实施以走班制为主要形式的分层次教学，让学生自主选择不同的层次、不同的班级走班上课，这可能是使教学有可能面向每一位学生的有效途径。
当今，我们的教育已经开始强调尊重学生不同的生活经验，允许不同的学生有不同的成长方式。可是在传统的教学管理体制中，不一样的学生在同一个班级里，学一样的内容，做一样的练习，考一样的试题，怎么能面向每一位学生？
李希贵认为， 只有最大限度地尊重个体，才有可能真正面向全体。这已经很难在传统的教学组织形式下得到落实。
李希贵曾经在一所初中学校的三个年级六个学科进行过走班制的教改实验，他高兴地看到学生们在自主选择的课堂里，充满着高度的自信心和强烈的责任感。
“这说明有了选择，才有了属于学生自己的起点；有了选择，才有了动力；有了选择，也就有了责任。”
但与此同时，对于教师来说，学生走班则带来现实的压力。在学生的选择面前，新型师生关系开始形成，调整教学关系成为老师们面临的全新课题。
2.破解“转班”难题
不少家长常常慨叹：转班为何比转学还难！至今，我们的学生还在恪守一个不变的规矩：“你可以转学，但不能转班。”为什么？
一个理由是怕教师难堪，班里的学生不时地转走，对教师是很大的遗憾。可这个刺激可能会给教师带来什么呢？李希贵认为，带给教师的应该是自我反思。不要怕教师难堪，因为难堪过后会诞生一个全新的教师。
另一个理由是怕一旦“开禁”，学生纷纷转班，学校的正常秩序难以维持。诚然，学校要培养学生的适应能力，学生一有不适就转班，将来怎么适应社会？在李希贵看来，这无须担心，大量的事实已经证明， 尊重学生的选择，学生反而理智地对待选择的机会，只要我们略加引导，学生远比我们想象的理智得多。让转班“开禁”，带给学校的将是管理上的全新理念。
3.让每个学生拥有自己的导师
在充满选择的校园里，学生咨询制度将成为学校的一项重要制度，导师制就是这项制度的一个重要保证。
李希贵认为，在导师制的学校里，每一位教师都应该在师生双向选择的前提下，带着数量不等的学生，就像大学老师带研究生一样，学生的开心和烦恼随时都可以与导师分享。
谁来做自己的导师，每学期由学生自己选择、调换。对于教师来说，有多少学生选择你，将成为衡量导师业绩的重要依据。当然，如果没有多少学生选择你，对不起，你在职称聘任中肯定会大大丢分。
4.辅导员要竞选
一般来说，学校里有行政班，但没有像现在权力这么大的班主任，取代班主任的是没有多大权力的辅导员，班级活动的最终决定权全部交回到学生手里，辅导员只是参谋而已。
谁做班级辅导员，也由学生选择。当然，老师也会像竞选那样，“以选票论英雄，谁票高谁当选。”
在一个充满选择的校园里，可能不会像现在这样有校长和老师已经习惯了的井然有序，但充满了孩子们喜欢的校园活力。因此，提升教师素质不再靠校会上的号召，评价教学优劣也不再是评委计算分数，一切在选择中都变得自然而又有效。
在李希贵看来，让选择成为“市场教育”中一只无形的手，呵护学生的心灵，才能提升教育水平。
学校的中层部门要“变脸”
“为什么学校的中层部门越来越多？”作为校长的李希贵，提出了这样一个普遍性问题。同时，他也给出了答案：这是机制使然。
李希贵认为，分工越来越细的中层部门，使上级主管部门和校长的工作变得方便起来；但对教师来说，多一个领导就多一个“婆婆”，多一个部门就多一份忙乱。教育最终靠的是教师，如果一种管理机制不能让一线的教师心平气和地工作，那么这种管理机制肯定不是有效的。
在他的观察中，管理层太多、太乱，已经影响到“以人为本”教育理念的落实和“全面发展”教育方针的实施，“我们把综合的面对活生生的人的教育肢解了。”在德育处、教导处、科研处甚至体育卫生艺术处的“共同努力”下，班主任忙于应付来自各个部门的指令，学生变得越来越无所适从。
以德育处为例。很多学校的德育处在直接管理、教育他们甚至都不认识的学生，这种管理和教育，说白了就是发现学生的“劣迹”，并把它公之于众，为班主任的批评、处罚火上浇油。有些学校的德育处又叫学生处，可学生处偏偏不是学生的天地，反而成为专门整治学生的场所。而德育处的老师，常常被学生私下称为“克格勃”。
德育处也经常搞一些很大的场面，对学生进行这样那样的教育，他们往往过于相信说教的力量。
“其实，在新的课程目标下， 情感、态度和价值观的培养更应该走进课程。”
教导处又是干什么的？李希贵认为，教导处的任务不仅仅是检查教师的备课情况，编排、调整课表，组织考务，统计学生的分数和教师的成绩。如果还有时间，教导主任有时也听课，但大都是从研究教学方法的角度去听课，从课程的角度研究教育教学的太少了。
“在一些学校里，甚至教学进度都可以由学科组决定，至于课程的管理、开发，就更没有人去思考了。”据李希贵观察，有些学校的教导处早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事务处，教导主任则已经成了事务长。
李希贵认为，在新课程背景下，学校不应该再有总务处、校长办公室，更不应该有德育处和体育卫生艺术处，甚至连教导处也不是必要的存在。
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专门研究学校中心工作的课程部！
这个课程部，是作为学校教育教学职能部门的主体，课程的管理、研究与开发是它首要的任务。“怎么把国家课程、地方课程和学校课程融为一体，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校本课程，决定着一所学校能否富有个性，充满活力。”
在李希贵看来，建设学生喜欢的课程，塑造学生热爱的校园，把学校变为学生向往的乐园，管理也许就会变得并非想象中那样难。
如果有必要，再设一个资源部，靠它来建设一所没有仓库的学校。
建设一所没有仓库的学校
没有仓库的学校是一种理想。但其实是想告诉人们，学校里不应该有库存起来的资源，要让本来放在仓库里的东西，全部成为服务于教育教学的资源，让校园里的每个人都成为“红管家”，让总务处成为教育资源“开发商”。
所谓资源开发商，大概相当于现在有些学校的总务处和办公室，姑且称作资源部。之所以这样称呼，并不是“别出心裁”或者“标新立异”，而是为了让大家转变观念，对资源部的职责有一个明确的定位。也就是说，它要有效开发和利用学校各方面资源，把学校能够利用的资源全部利用起来，真正为教学、为学生服务。
比如：学校的办公室一般都管着一部或者几部校车，可这些车主要是用来干什么的？它是为教师、学生服务的，还是用于别的？总务处只要把物资管好了，堵住了“跑、冒、滴、漏”，往往就被认定为“红管家”。事实上，这样的职能与学校的中心工作南辕北辙。
但如果有了资源部，就可以做很多事：将原本专门接待领导和外宾的接待室变成家长活动室，将不开会就大门紧闭的会议室变成教师评课室和教师阅览室。
那么，资源部的工作应从哪些方面入手呢？
一、第一步是“拨乱反正”。
把原来规定学生不能去的禁区，变成学生可以随便去的场所；把校园里学生高不可攀的变成随手可及的；把图书馆变成学生的自修楼；在实验楼里甚至可以设一些开放式实验室。其实，许多校舍楼建筑的布局并不合理，仪器室、准备室、实验室相对分离，学生可以进哪一间房子有明确规定。我们要培养学生自主探究和动手实践的能力，这样的建筑布局明显与之相悖。
二、应该研究如何提升校长的工作效率。
资源部可以研究哪些工作是校长可以做的，哪些工作则不应该浪费管理者的精力和时间，怎么调配学校的资源以最大限度地节约被管理者的时间。
三、还应该研究学校资金的流向比例。
看到底有哪些资金是真的用在了教学上。我们不能容忍的是，学校为一份学生报刊而斟酌再三，而招待客人却毫不犹豫地摆水果上香烟。
李希贵强调，课程部也好，资源部也罢，都没有多大的权力，对教师也不能构成多大的制约，这也是将“处”变脸为“部”的一个原因。
民主化的课堂，从改变小规矩开始
在课堂教学中，有一个不被大家留意却又不可小视的规矩，那就是上课发言时的举手和起立。
“从小学到大学，这个看起来如此天经地义、不容置疑的规矩，在我们的课堂上到底扮演着怎样的角色？”李希贵提出这样的疑问。
对于学生而言，举手、起立才能发言，但李希贵称这是从教师的角度来定的规矩，因为这有利于老师控制课堂教学秩序，不至于让学生轻易打乱课堂教学进程。可是，今天我们发现老师设置的关卡越多，越会削减学生发言的动力。
早年，李希贵曾经做过一次学生课堂发言情况的对比实验，结果发现：在同一学科、同一内容的教学中，要求学生举手才可以发言与无须征得老师同意随便什么时候都可以发言相比，后者发言数量是前者的2.3倍。
当然，这里看重的不应该仅是发言的数量，还应包括发言的质量，质量不是看发言能不能招来听课者的喝彩，也不是看学生表演得多么精彩，而是要看它有没有真实地反映学生的思维水平，把一个个真实的学生暴露在课堂上，使教学能够有一个实际意义的起点。
如果要创建一个民主的校园，培养学生的民主意识，发现课堂上真实的问题，就应该从改变这个不起眼的规矩开始。
把评价教师的权利交给学生
在学校管理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就是评价——对学生的评价，对教师的评价，对课堂教学的评价……
据李希贵观察，在这方面我们的教育已经做了很多改革，但万变不离其宗，就是没有跳出传统的思维。一直以来，单一、平面的思维方式，影响了评价的客观性、多元化。
例如对教师的评价，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探索，但大多在学生考试成绩的分数、系数、百分数上做文章。“其实，当把选择的权利交给学生的时候，评价不就寓于其中了吗？”李希贵提出了一个反向评价：让学生评价老师。
但问卷调查的量表，也就是好老师的标准，是怎么产生的呢？通常来看，这些标准大多是在校长室里产生的。然而，校长眼里的好老师与学生眼里的好老师常常相去甚远。
无独有偶。李希贵也曾经针对教师评价做过一次对比调查，让一部分校长和一部分学生共同设计有关教师评价的问卷调查量表，结果显示：在他们看重的前五项指标中，有四项是不同的。既然教师是学生的老师，有什么理由不把评价教师的权利交给学生？
再比如好课的标准，过去评价一堂课，常常注重的是课堂上老师为学生解决了多少问题。如果教师把课堂上的问题都解决了，我们就说这是一堂好课。可是，在新课程理念下，如果学生走出课堂，踏入社会，脑袋里都没问题了，我们这个民族还怎么创新？
在新课程背景下，情感、态度和价值观成为新课程目标的一部分，怎么完成这一目标？教育只能用情感塑造情感，用态度影响态度，没有教师的幸福感，又哪来学生的幸福感？怎么使教师在校园里有幸福感？谁给老师幸福感？
面对诸如此类问题，让学校成为教师的精神家园，就变得现实而又迫切。这是我们的教育过去没有想过而现在要认真思考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