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潘光旦：最好的教育就是给人以自由

　　抗战期间，著名社会学家潘光旦先生读到阿尔杜斯·赫胥黎(Aldous Huxley，1894-1963，今译阿道司.赫胥黎)的著作《目的与手段》，其中有一章专门谈论教育问题，便把它翻译出来。抗战结束后，商务印书馆以《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为名出版了这本小册子，并纳入“新中学生文库”。

　　潘光旦介绍说，小赫胥是那个著名的《天演论》作者汤姆斯·赫胥黎的孙子，他的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代教育，同样具有很好的启蒙作用。比如他提出的观点：“教育不是训练”“宣传不是教育”“听话不是好孩子”“从教育的本质来看，有些教育实际上是反教育”，至今引人深思。

　　顺便说一句，这个小赫胥黎最有名的著作，是他与《1984》齐名的反乌托邦小说《美丽新世界》。

　　自由是最好的教育

　　——读潘光旦《赫胥黎自由教育论》

　　文 | 智效民

　　来源 | 《随笔》2008年第3期

　　01

　　“听话才是好孩子”，几乎是每一个中国家长的口头禅，但是读了《赫胥黎自由教育论》之后，很可能会动摇这一观念。

　　比如在该书第二小节“童年后期的教育”中，作者首先提出一个非常有趣的问题：婴儿对粪便的认识及其性格的形成有什么关系呢?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介绍了近代心理学家奢蒂博士的研究成果。

　　奢蒂博士在《爱憎的由来》一书中指出，在婴儿稍微懂事之后，成年人对其便溺行为最好不要“过分的申斥儆戒”。这种不知清洁的儿童虽然不大惹人喜欢，但是他们长大以后，性格却比较“温柔宽厚，遇有不如意事，也不会和别人多争闲气”。这一研究成果告诉人们，如果成年人对婴儿“清洁的训练，略微放松一些，或开始得比较晚一些，我们的情绪生活便会安闲镇静得多”。这样一来，大家就容易和谐相处。

　　这一发现与我们的教育观念正好相反。改革开放以来，在人才强国战略和望子成龙思想的影响下，加强儿童的早期教育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风尚。这很可能是许多独生子女缺乏温柔宽厚的性格、不容易与别人和谐相处的一个重要原因。

　　02

　　如果说许多中国家庭在儿童早期教育中已经陷入一种误区的话，那么由学校介入的“儿童后期教育”，又是什么状况呢?

　　自从恢复高考以后，由于就业压力越来越大，再加上“知识改变命运”的宣传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死灰复燃，青少年一代陷入应试教育的恶性竞争之中。这种教育要求学生必须遵守学校纪律、服从组织管理、听从老师指挥、接受知识灌输，以便在高考中取胜。近年来大家对应试教育多有批评，并提出素质教育来弥补其缺陷。但由于素质教育并没有触及问题的实质，因此它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现有局面。

　　这种局面与赫胥黎在书中批评的情况极其相似。为了让大家认识问题的严重性，他引用了著名哲学家罗素和教育家蒙特梭利的有关论述。

　　早在上世纪30年代，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罗素就忧心忡忡地指出：

　　在许多国家……教育是大大地退步了，这种退步包括四点：一是严格的纪律的恢复;二是 而不问事由的服从;三是对老师的唯命是听，已经到了一个可笑的程度;四是在知识方面消极地接受灌输，而不是积极地自求启发。

　　他认为这种教育只能培养出双重性格的人。所谓双重性格，是指“对在上的人要服从，要怯懦，对在下的人不妨擅作威福，而蛮不讲理”，对其他国家的人，当然也是这样。因此罗素认为：“童年的纪律训练和成年的战争爱好有前因后果的关系。”

　　03

　　相比之下，蒙特梭利则从人格培养的角度分析了强迫教育的危害。她说：

　　一个儿童，如果没有学会独自一个人行动，自主地控制他的作为，自动地管理他的意志，到了成人以后，他不但容易受到别人指挥，并且遇事非依赖别人不可。一个学校里的儿童，如果不断地受教师干涉，禁止，呵斥，以至于诟骂，结果会变成一种性格上很复杂的可怜虫。

　　之所以“可怜”，是因为他有一种“内疑外惧”的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在年轻时表现为“羞缩”，成年后又表现为颓丧、萎靡不振和逆来顺受，“而一遇危机，连最低限度的一些骨气……都拿不出来。”

　　因此她认为，强迫被动的教育对一个人来说，“第一步是养成一种永久的自卑与自馁的心理，而第二步，也是最后一步，是教他们……一种五体投地的精神。”

　　引文至此，赫胥黎又补充道：“我以为蒙特梭利博士还不妨添上一句，就是此种自馁的心理倒并不是完全消极的，而是有它的积极的补偿的，而其补偿的表现就是对于另一部分的人的作威作福。”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种教育是政治玩弄的新花样。

　　看来，我们不仅要重新认识“听话的孩子”，更要反思他们所受的教育。

　　潘光旦(1899年-1967年)，生于江苏省宝山县罗店镇(今属上海市)，字仲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现代中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

　　潘光旦先生1913年入北京清华学校。1922年，毕业赴美留学，入达特茅斯学院，1924年获学士学位;同年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获理学硕士学位。1926年回国后至1952年，先后在上海、长沙、昆明和北京等地多所大学任教授。曾先后兼任清华大学及西南联大教务长、社会系主任以及清华大学图书馆馆长等职建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 全国政协委员。

　　潘光旦先生与叶企孙、陈寅恪、梅贻琦并称清华百年历史上“四大哲人”。他一生涉及广博，在社会思想史、家庭制度、优生学、人才学、家谱学、民族历史、教育思想等众多领域都有很深的造诣。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他是最早发现专业化教育弊端，并提出通才教育思想的那代教育家之一。他在教育上的最具特色的贡献是提出了“位育”之道——这可能是中国学界自严复后将传统文化精神与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进行结合的最早成功的范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