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未成年人打赏

　　最高人民法院新出台的《关于依法妥善审理涉新冠肺炎疫情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指导意见（二）》对未成年人打赏，充值形成的纠纷进行了法律上的明确，意见明确指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8）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未经监护人同意，参与网络付费游戏或者网络直播平台打赏等方式支出与其年龄智力不相适应的款项，监护人请求网络服务提供者返还该款项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此次意见的出台，一方面是对未成年人的保护，另一方面则体现了我国贯彻实行依法治国方略，国家法律具有与时俱进的特征。但与此同时也应看到，意见的出台从侧面上反应了因未成年人打赏，充值而引起的法律纠纷数目之多。“钱江晚报2报道：彭先生是四川南充人，常年在外打工，挣钱十分不易。冯先生的儿子14岁，在初二暑假的时候接触手机TV直播平台。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男孩给名叫“大乃敌”的女主播打赏了11笔共计十六万多元。这十六万元是夫妻俩十年的所有积蓄”；“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报道：12岁孩子利用父母手机给主播打赏7万元，家住河北农村的农民王长富（化名）儿子王旭（化名）的学校从2月17日开始上网课，于是王长富就把妻子的手机给王旭用来视频上课。结果，2月18日到2月28日期间，王旭在上课间不断打赏一个酷我音乐平台上的直播间主播，总共消费了7万元，其中给一个男主播打款4万-5万元”。自网络直播平台兴起以来，未成年人打赏、充值案例屡见不鲜，其数额之大，数额之多更是令人惊叹。也不由让人深思其原因在哪。

　　一是未成年人自身约束力差，未成年人处于成长阶段其心智未完全成熟，对外界的诱惑难以抵抗。二是家长监管不到位，家庭教育缺失。家长对孩子放任与宠溺使其轻而易举的屡次拿到手机，告知孩子支付密码。孩子长时间的看直播，玩游戏通过刷礼物获得主播的认同感，反应了家庭情感的缺失，孩子内心的情感需求得不到满足。三是直播平打赏机制存在缺陷，部分网络主播在直播过程中存在言语引诱现象。

　　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指导性意见但也要看到法律的保护具有滞后性。而当务之急是要编织起事前防范的网络，首先家长应尽到监护责任，培养孩子正确的金钱观给予孩子更多的陪伴。其次，网络平台应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可通过完善机制抵制未成年人。最后，政府需加强对平台的监察力度，从根本上杜绝未成年人打赏行为。刘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