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谷仓乐队：一场乡土地的“文艺复兴”

　　1607年，蒙特威尔迪创作的歌剧《奥菲欧》在曼托瓦首演，这种新的艺术形式的出现让音乐不再局限于宫廷和贵族之间，而成为更广泛观众的享受，开启了新的时代。

　　1936年，在密西西比州的一个小镇里，年轻的吉他手罗伯特·约翰逊给他的《十字路口》按下了录制键，从此，乡村音乐在南部传唱，唱出了人们对于生活的感受和对希望的追求。

　　1962年，鲍勃·迪伦在纽约一家旅馆内写下了《答案随风飘逝》，呼吁人们通过思考和行动来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成为了一个时代的代言。

　　和中世纪游走于宫廷贵族间的吟游诗人不同，音乐和艺术越来越接近于普通人的生活体验，反映人们对生活的理解和情感的表达，成为社区和家庭传统的一部分。

　　许多，不是一个形容词，是一个人，谷仓乐队主唱兼吉他手。

　　照理说，摇滚明星和新农人扯不上半点关系，但世事就是这么拧巴，许多和他的“村歌计划”用了五年时间，给一座座乡村注入了新的生命力。

　　在这个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因为各种原因回到或去到了乡村。

　　事实上，乡村不仅仅意味着轰隆隆的农机和一望无垠的田野，它需要许多这样的创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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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出这座城，去寻那故乡。穿过了娄山关，穿过少年郎，我是一个总在行走的人。”2021年，谷仓乐队和张楚发布了这首《吾乡》。

　　这是许多和他的谷仓乐队搬来北京郊区平谷的第八年。他们建起同心音乐公社，在农园种满桃树，算是安下了家。“最大的感受就是能感受到四季的变化，草会变绿，桃花会红。果实后面就是万物凋敝，冬藏能量。变化就是生命。”

　　这不是谷仓乐队的第一个家。2002年，乐队在皮村的一间群租房里组建。二十年前，他们就声名远播，走过音乐传教的万里长征。那里曾拥有摇滚乐的黄金时代。

　　最初成立时，乐队成员不过一些二十多岁的小子，到今天，他们已然过了不惑的年纪。

　　2017年，这群中年人从平谷出发，举办为期45天、遍布十多个省市的大地民谣音乐节，走进田间地头、古村老巷，为农民义务演唱。更早些时候，许多和乐队开始奔走在各地的乡村、山寨，与当地乡民共同创作自己家乡的歌。

　　他们还举办夏令营，带领孩子们认识乡村。每年春天招募同行者。没有演出的时候，他们排练、种菜、自给自足。

　　许多有个愿望，他希望推动100个村庄进行村歌创作，也希望把集体创作的方法传递给更多人，用音乐的方式助力乡村振兴，为田野注入新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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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音乐不是城市青年的专享，留守老人、儿童，返乡人、残障人士，人人都有精神需求。他们不能往音乐节跑，我们就去靠近他们。”

　　谷仓乐队有首歌，里面唱到：当光芒离我们而去，去大地上寻找新的道路。白云苍狗，许多和同伴们向往着新的意义感。

　　2018年，许多和谷仓乐队正式发起“村歌计划”，找到当地村民，和他们协作，结合民间音乐元素和在地风物，谱创新村歌。凭着政府购买服务和众筹，这给一百，他给五十，凑出路费和资金，硬是帮助50个村子完成了村歌创作。人们唱自己的歌、讲自己的故事，文化也就传承了下去。

　　让他们印象最深刻的是有一次在四川广安邻水县鱼鳞滩村。那天，村民们从四面八方赶到鱼鳞滩村小学，原计划容纳300多人的场地，来了上千人，三层的教学楼挤到水泄不通。

　　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曲调，像诗经，像号子，从来没从这片土地上离开。

　　好的村歌，能够穿透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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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多说，他没想过自己要去追赶中国的鲍勃·迪伦，他只是在做心之所向的微末行动，他们做的事情也完全无法和文艺复兴有一丝相提并论。然而，那些具体的人的内心渴望，那些被束缚已久的不安灵魂，确实像火柴一样，被以一种音乐的形式，一个个点燃。

　　这种集体性创作引发了个人的记忆。只有从某种宏大叙事中脱离，去尊重和关注个体的价值和尊严，才能激发美好的、富有创造力的一面。

　　事实上，许多他们带来的改变还不止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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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0 年，心理学家盖洛普做过一个著名的“镜子测试”，让各种动物照镜子，看它们能不能认出自己。动物的高级与低级就在于他们是否知道“自我”的存在，有没有正确认知“自我”的意识。

　　人能从镜子中认出自己。

　　“表达是一种彼时彼地、此时此地的发声。”在各地演出时，许多见证了底层民众面临的共同困境：身份歧视、竞争压迫、自我价值缺失。

　　许多说：“村民们共创的第一首歌往往会出于对家乡的赞美，讴歌当地的风物。越到后面，越会有越来越多的‘我’，想要讲述‘我’的故事。”这个过程就是一个寻找自我的过程。

　　生活本来就是热爱我的热爱，好奇我的好奇。

　　彭大嫂和汪大哥，重庆武隆兴顺村人。在参与工作坊“个体生命故事”分享时，彭大嫂讲述了40年来自己经历的故事：

　　彭嫂的丈夫曾是村上的煤矿工人。煤矿关闭后，夫妻去南方打工。11年前，丈夫发病，被诊断为尿毒症，医院下了死亡通知。彭大嫂决心无论死活，都要带丈夫回家。历经磨难回到家后，丈夫奇迹般活了下来，却也需要经常做透析。“现在重活我都做，他只管喂喂猪，安心就好。”

　　汪大哥讲他小时候每回去县城都要搭煤车。那时候路是土路，又窄，道边没护栏。司机有一个失误，就会掉下悬崖。少年时的汪大哥目睹过几起当年的事故，眼看熟悉的生命如草芥般凋零，感慨万千。

　　村民们把这些话讲出来，录进歌词里。歌里唱：“牵着妈妈的手，想起小时候，矿道黑黑汗水流，往事难回首。”

　　长期以来，中国处于一个相对封闭静谧的传统农业社会。乡土史往往由传统文人代笔，那些能够描述历史命运、生存图景和精神图景的记录者和表达者并不是村民自己，而是有一定创作能力的叙述者。村歌创作营造出一个崭新的公众空间，这个空间让个体的人在叙事中实现了某种自我表达，找到了自身的独特性，也重新找回了久违的有希望的感觉。

　　个体在创造中体验到的成就感和快乐赋予了生活更深层次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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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边塑造，也边被塑造”，许多说。

　　两百多年前，德国卡森州的格林兄弟出版了一本故事集。在两兄弟收录的民间故事里，被权力和贫困禁锢的世界光怪陆离：只有白天的世界是现实的，一到夜晚，幽灵和巫师四处游荡；只有方圆几十里的村庄是安全的，一旦离开，到处是怪物和邪恶城堡。事实上，不仅是童话里，中世纪的欧洲人就是这么看世界的。

　　有时候，人们习以为常的价值观可能并不是实现美好世界的途径。它需要被重新审视，挑战一些传统观念。

　　2021年的冬天，许多和村歌小分队来到鄂尔多斯的旧庙湾村，打算在那里进行一场工作坊。旧庙湾村最奇特是村里有一口泉眼，即便天寒地冻，也涌淌着温热泉水。

　　村里有文艺队。文艺队里有支民乐队，乐手都是大老爷们。

　　在一些乡村，男尊女卑的观念仍然存在。话语权掌握在男性族人手里，女人很少有机会在公共领域找到属于自己的位置。

　　参加工作坊的几名村上妇女会怯怯地讲自己读书少，有的干脆没上过学。一提到要她们创作歌曲，直往后面躲。

　　几经鼓励，有大胆的女性会拿出自己写下的歌词邀人讨论。在争论不下时，不是听某一人的，而是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慢慢的，女人们的发言多了起来，一些人主动唱了出来。很多时候，许多会被这种来自于生活的创造力猛然撞击，“她们的创造力令人惊叹。”

　　“一眼井圪梁寨子滩，小科泊海子银光闪”“物厚大美旧庙湾，是我心中的摇篮”。歌词有了，村民中立刻有人用当地的爬山调、蒙汉调套唱，许多和乐手们则会根据之前采风收集到的素材，哼唱一段，作为旋律参考。

　　到了试唱环节，有人指挥现场：“男人坐前面，女人站后面”。这时会有反对声：“男女间隔坐，男女平等。”人们感受到了共同创造的力量，这股力量演进为小村庄的一场变革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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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歌计划”并没有止步于此。这个项目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它为普通人创造机会，让每个人作为个体至少在某一刻，具有了同等价值。

　　一支村歌的创作过程，既是一次文化疗愈，也是一场男性与女性的对话与协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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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楚这样评价谷仓乐队，说他们从《嘿！人间》开始，由过去那种嬉笑怒骂的文风走向了一种辽阔、关怀的世界。

　　670年前，薄伽丘写下《十日谈》。它写普通人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写真实与丑陋，写挣扎在污泥中的人。真理回归世俗，权贵跌落神坛。

　　当人们的自由被束缚，脊梁被打断，眼睛被遮住，最黑暗的中世纪就降临到欧洲大陆。艺术是黑暗时刻的一束光，它照耀每一个人。

　　创作一支村歌，往往采用以村民为主体的集体创作方式，把人们的集体情感和记忆融进歌曲。

　　创作分三个步骤：驻村走访、开设集体创作工作坊、专业录音。在这个过程里，许多结交了很多朋友，有基层公务员，有返乡青年，有乡村企业家，有世居的乡民。许多和同伴们像赤脚医生一样，背起乐器，行走在田间地头，去认识那里的每一个人。

　　墘头村是隐藏在闽东大山深处的古村落，有七百多年历史。

　　墘头的山上长满毛竹，当地人用毛竹做竹编，手工造纸。“管洋的鞭炮，墘头的纸”。

　　曾经的墘头村只有一条通往外界的路，直到1997年才通水电。当年爱闯荡的人们寻到了发家致富的契机，卖香菇、种芒果、做海鲜生意，再回到乡村，反哺它。

　　村民们分成三组，分别创作再集中。素材就在日常生活中，“什么季节挖笋？”“在哪里采茶？”“要带哪些农具？”第一组很快达成一致：“竹叶片片风轻语，溪水哗哗白鹭飞”。第二组跟上“上山采花好烂漫，总把沙子当细盐”。第三组认为“双溪口内凤山上，五岭繁花遍地香”才够好。

　　相较词曲，给村歌起名人人都能形成意见，各有偏好。《凤墘头》、《墘头歌》、《月洒墘头》、《梦墘头》，一下子出来十几个名字。意见不统一怎么办？用最简单的方式：投票，而且是一人一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