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联系就情绪崩溃 这届年轻人“断亲”或已成常态
发表于2023-11-08 22:05:49
摘要: 原标题:一联系就情绪崩溃 这届年轻人断亲或已成常态 01 拉黑、屏蔽、删除 对于91年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

  原标题:一联系就情绪崩溃 这届年轻人“断亲”或已成常态

  01

  拉黑、屏蔽、删除

  对于91年女生小怪来说,30岁之后,选择断亲的决定性瞬间可能只是“到可承受的极限了”——2022年7月的某天,她拿起手机,平静地找出亲戚们的微信头像,挨个删除;再打开通讯录,将号码也拉黑。原来和亲人断绝联系只需要两三分钟,她说,名单包括3个堂哥,1个堂姐,姑姑,以及爸妈。

  当时,小怪正经历重度抑郁,偶然看到一扇窗户,就有跳下去的冲动。上一秒还在喝水,很开心地听音乐,下一秒可能哭得撕心裂肺。医生建议她,可以先和家庭做物理隔绝,那是刺激她的诱因。

  把亲人的联系方式都删除后,小怪觉得“世界都安静了”。在这之前,她经历了一场漫长、残酷的亲情崩塌。

  起因是一场重病。去年,小怪在苏州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突然接到通知,她被辞退了。正式离职前,领导请她喝了散伙酒。第二天早上,她就晕了过去,被诊断为脑梗中风,医生下发了病危通知书,如果恶化,可能随时会瘫痪。她躺在床上,失去了行动能力,连上厕所都不能自理。

  小怪打电话通知的第一个家人是姑姑。8岁时,小怪的父母分开,各自成立了新家庭。她是在奶奶和姑姑照看下长大的,很长时间里,姑姑替代了“母亲”的角色,是她最亲近的人。

  按照医生的说法,小怪后续至少需要养护一年,除了不能喝酒、不能吃高油高盐食物之外,还要定期去医院开药,这需要一笔医药费。她向最亲近的姑姑开了口,但姑姑说,小怪的父母健在,她不方便承担。

  小怪思考了很久,终于下定决心向父亲求助,问他能不能在养护期间,每个月借自己两三千块钱,等上班后再还给他。父亲果断拒绝了,他能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小怪缴纳住院期间的费用。她又给妈妈打电话,对方没有任何反应,她明白妈妈也不想出这个钱,“她从头到尾没有出现。”

  小怪第一次认识到,在人生关口,没有任何人愿意托住她。

  “我父母的收入是有能力的。”小怪自嘲说,以前老人都说血缘大于一切,在她的父母这里似乎不成立。她最后是向大学时的闺蜜借了这笔钱,撑了过去。

  拉黑所有亲人后,小怪连过年也没有回家。冷静下来后,她说服自己将亲人看作一种和领导、同事一样的社会关系,只要对他们不抱有期待,就不会有痛苦。

  事实上,像小怪这样与亲戚不再来往的行为已经成为广泛的社会现实,被称为“断亲”,意思是懒于、疏于同二代以内的亲戚互动和交往的现象。去年春节,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胡小武在返乡的同学里发起一项问卷调查,最后回收1200份有效样本,覆盖不同的年龄组,想要探究青年群体中“断亲”现象发生的比例。

  他敏锐地感受到,断亲似乎正在年轻群体里成为普遍现象,他想知道这个判断准不准确,也想探究和自己70后这代人相比,孩子们与亲戚交往的行为方式为什么发生了变化?断亲背后,又展现了什么样的时代氛围?

  调查结果完全印证了他的想法。18岁以下群组里,“和家里如果没有事情几乎没有联系”的比例高达63.1%,26岁——30岁的“90后”年轻人大多数只是“偶尔与亲戚有联系”,50岁以上的被调查者,有50%的人与亲戚“经常联系”,“这说明青年断亲现象确实已经成为一种社会常态”。

  ●胡小武“断亲”论文调查数据

  从2021年起,就有一些媒体碎片化的报道出现,提及断亲,但并没有形成系统讨论。在豆瓣,还有专门的“不想回家/不想过节联盟”小组,已经有接近2万名成员。他们讨厌一切“团圆”的节日,“说好听点是过节,说难听点就是渡劫”。

  去年,基于调查结果,胡小武发表了一篇关于青年断亲现象的论文,迅速引起了大量讨论。记者、研究同行纷纷找到他,想跟他进一步讨论相关话题。热度一直持续到现在,微博热搜榜上隔一段时间就会有相关词条出现。

  胡小武经常翻看报道留言区或者社交平台话题里的讨论,发现了很多有意思的互动,“把我之前没有做的问卷相当于又补充完整了。”

  在之前的论文中,他将断亲现象与城乡流动、互联网生活方式等建立起解释关系:城镇化发展造成了普遍的人口流动,亲人之间因为空间、距离的遥远而导致了情感的疏离;城市化也解构了以往相邻居住的形态,加速了“断亲”。

  另外,市场经济提升了小家庭抗风险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安全感,冲淡了亲人之间的心理需要。“00后”更享受互联网的虚拟社会关系,而非走亲访友——宏大的社会变迁下,“断亲”的产生似乎有迹可循。

  但网友们向他提供了更隐秘、复杂的理由。胡教授记得,有网友提到,自己跟亲戚交往中有很多负面体验,对衡量、比较无法容忍。他感知到一种更强烈的社会情绪:年轻人在日常紧张的生活里,每天都过得很疲惫,根本无暇顾及所谓的亲缘网络。

  02

  亲手为父母写下离婚协议书

  用已经工作的陈玉的话说,每年春节的家族聚会像是乌烟瘴气的“集中营”:大家默契表演一场舞台剧,哪怕私下暗流涌动,表面上也要维持“虚假的热闹”。

  陈玉说,从高中开始,年夜饭她随便吃两口就走人,懒得表演。但爸爸和叔叔们还要将场面撑下去,“在我爸眼里形式大于一切,约等于老祖宗的规矩不能改。”唯一享受其中的,可能是婶婶,陈玉猜测,因为他们家有钱,在人前最有面子。“可能在她眼里,这是她的战场。”

  一般在这样的场合里,陈玉要扮演乖巧懂事的工具人。她在小辈里成绩突出,是小家庭在家族聚餐上最大的谈资。当然,小辈的比较只是舞台剧的小插曲,主角还是出去打工一整年回来炫耀的男性长辈。他们需要这个“舞台”作为宣泄口——多年后再回忆这些画面,陈玉带着怜悯的语气。

  她成长在一个山东传统农村家庭,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极重面子。陈玉的妈妈是河北人,爸爸年轻时在邯郸打工,双方经过介绍认识。陈玉读幼儿园前都在河北,和姥姥一家关系亲近。但爷爷不同意他们在外定居,觉得家里长子不回老家还要倒插门,脸面上不光彩。

  最后一家人只好回老家生活。爸爸变成符号一样的存在,大部分时间在外打工,妈妈独自应付一切。作为村庄的外来者,妈妈语言不通,也不会用炉子做饭,陈玉至今记得,婶婶骂过妈妈是“笨猪”,什么都不会。

  之后这些年,这个家庭始终陷在漩涡中。陈玉选择断亲,与其说是对社会关系的筛选,更像是自我救赎的路径。

  她初一时,爸爸铺地下管道遇到塌方,身上断了好多骨头,在床上躺了一年多。亲戚们几乎是沉默的。“当家里发生变故时,感觉每年的状态都变得特别快。”陈玉说,经历变故后,爸爸的脾气也越来越暴躁,父母之间吵架越来越频繁。

  陈玉高二那年,弟弟从幼儿园升入小学,妈妈终于受够了婆家的打压、日复一日的争吵,选择了离开。当时走得仓促,她连招呼都没打,陈玉从寄宿学校放假回家时,妈妈已经不在了。

  陈玉心底接受妈妈的选择,没有真正恨过她,“她在家里待得很难受,想换个环境,去外面打工也好。”但对一个16岁的女孩来说,这意味着被迫开始窥见亲情里的现实、算计与虚伪。

  在山东农村,一个大家族里的亲缘关系,也分亲疏层级。陈玉家经济实力最差,妈妈远嫁是“外人”,自己作为孙辈又是女孩,在爷爷奶奶那里不受待见,连着弟弟也不被重视。

  陈玉记得,妈妈走后没多久,弟弟生病发高烧,眼睛烧得通红,老人不管,她周六回家时带弟弟去打点滴。在乡镇诊所外面,她蹲在墙角哭着给妈妈打电话,结局是意料中的沉默。“她其实也难过,但她完全没想过回来。”

  有时,她觉得弟弟更可怜。她起码在学校住宿,可以获得暂时的喘息,但弟弟不能。在农村,冬天取暖要烧煤球炉子,有次弟弟自己去点炉子,手上烫了好几个水泡;家里已经下大雪,弟弟还在穿很薄的运动鞋,陈玉说,她看到鞋子已经开裂,露出脚趾。

  她绝望地打给爸爸,一个正在全国各个城市流转做焊工的农民,得到的回应是和妈妈相似的沉默。

  离开半年左右,妈妈回来过一次;还有一次是陈玉生病,高烧,连带支气管炎,医生建议做扁桃体切除手术,陈玉记得,住院期间,爸妈无时无刻不在吵架,妈妈还是想走,爸爸痛斥妈妈心思不在孩子身上,怀疑她出轨,但没有证据。

  陈玉坐在病床上,像局外人旁观一场闹剧,觉得悲凉,“没人在乎我的死活,我手术后几天不能吃东西,全靠喝水,我妈手机不撒手地聊天,我爸又是冷嘲热讽的态度。”

  陈玉一开始坚定地相信,妈妈离开是难以忍受,但后来,她也怀疑妈妈背叛了这个家。她没告诉过任何人,自己在家里的台式电脑里看到过妈妈的网聊记录。

  大一假期,妈妈回家正式提出了离婚。陈玉原本没想帮任何一方,但爸爸反应激烈,去厨房找了一把生锈的刀,往自己肚子上捅,说如果要离婚就死在这里。陈玉气极了,也举着一把菜刀过去,“我当时的心理状态就是,要不我送你一程,这个事情咱们就了结。”

  她已经没法通过抽离的方式自我保护,再假装一位旁观者。爸妈互相宣泄情绪吵架时,毫不避讳她。用怪异、讽刺的语言攻击对方:妈妈吵着就要脱衣服,自扇耳光,朝爸爸丢东西;爸爸嚷嚷着让妈妈掏钱,去医院给他做全套检查。

  这成了“父亲、母亲两个角色之于我的崩塌”。陈玉说,之前还能欺骗自己,觉得爸妈的矛盾仅限于夫妻关系,但现在,她发现自己的感受并不被在意。她帮妈妈找了律师,亲手写了他们的离婚协议书。

  03

  做自己的“父母”

  陈玉说,最无助时,她靠自我暗示撑了过去。她紧紧握住学习这条路径自救,成功保研,然后供自己到广州读书,重新养育自己,做自己的“父母”。

  事实上,从大一下学期开始,她就基本不再问家里要钱了。学校的贫困助学金,再加上国家励志奖学金,差不多9000块,基本能覆盖生活费。她也会去做高中生家教赚零花钱。

  后来,她连过年都不回家。陈玉记得,2021年春节赶上疫情,和朋友两个人一起出门吃了顿火锅,在外面的街道上溜达,她告诉朋友,这是她最开心的一次新年。自由自在,不必担心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大一大二时都是在吵架和哭里过的,已经完全不想再经历了”,陈玉说。

  去年7月,陈玉研究生毕业到北京工作,这是她完整意义上的独立生活。她明白完全从原生家庭的阴影中释怀不大可能,那将是漫长的人生课题。

  她更担心弟弟的处境。比她小6岁的弟弟始终裹挟其中。“他站的距离更近,不像我有认知和调节能力。”

  去年春节,陈玉最后一次见到弟弟。他的个头已经窜到了1米7多,对人态度疏离,变得更不愿意沟通,社交平台也屏蔽了她。有天,共同的朋友截图给她看,弟弟在QQ空间发了动态,大意自嘲是没妈的孩子。

  她不知道该怎么将弟弟从泥沼里拉起来,“我把自己拽出来都废老鼻子劲了。”

  朋友是她非常重要的情绪支撑。特别难熬时,她会给好朋友打电话,或者约出来喝杯酒。有次她遇到了难事,跟一个好朋友说,死亡是最解脱的方式。朋友说,“如果你真的活得这么痛苦,虽然我特别舍不得你,但也尊重你的选择”。

  陈玉很受触动,“我很早就没有亲情维系,朋友起了一个代偿(作用)。”

  从离开小镇到远方读书开始,亲戚也从陈玉的世界里“消失”了:有撕破脸大吵一架明确断交的,也有彼此默契互不打扰的。她不想和任何人有联系。

  去年过年,陈玉只在家里待了三天,初三一早就匆匆赶回北京。她还保留着几个人的微信没拉黑,“怕哪天万一我爸爸出什么意外,没人联系得上我。”

  小怪和陈玉对春节的感受差不多,她从小在爷爷奶奶家长大,讨厌春节和亲戚们的饭局,好几次,她宁愿待在奶奶家的阁楼上吃泡面,也不愿意去饭店吃年夜饭。

  上大学之后,她很少回家,觉得自己是外人。“你的房间永远随时有人进出,永远不能锁门,放在房间里的东西都会被亲戚拿走。”老家的自建房没有客厅的概念,小怪觉得自己的房间承载了客厅功能,很多人都能到她房间坐坐。

  把亲戚们都拉黑后,小怪的爷爷去世了,葬礼上,她又见到了那些熟悉的脸。她劝自己,这些人都不重要,都是过客。一起吃饭时,有亲戚谴责她,说怎么把他们都拉黑了,他们对你这么好。

  小怪默默听着,没有讲话,迅速离席了。“辩解什么都没有必要。”

  事实上,当下年轻人在亲缘关系上面临的困境与选择,在日本社会早已提前上演过。

  断亲的风潮与社会经济环境的变化密不可分。第二次婴儿潮一代(1971年-1974年出生的人)在大学毕业时,碰上了经济崩盘。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失业的年轻人数量剧增,许多人被迫留在父母身边,躲在家里蛰居,不结婚,不与外界往来,更不会和其他亲人打交道,日本人口学家山田昌弘称呼他们为“中年单身寄生族”。

  他们实现了“放弃家庭的自由”。放弃婚姻、社交,也放弃亲缘关系。根据2010年的日本国势调查,30-35岁的男性未婚率为47.3%,女性为34.5%,据预测,20-29岁的这一代年轻人终身不婚率将高达25%。

  在日本,比起将友谊作为亲情的代偿,他们将这种对亲密感的需求转移到更遥远的事物上。

  根据山田昌弘的观察,近二十年,日本有越来越多的人将饲养的猫狗等宠物视为家人。有人咨询能否让宠物继承自己的财产而非有血缘关系的儿子。他们为宠物庆祝生日、买漂亮的衣物,为宠物举办葬礼,将它们视为最重要的存在。

  04

  何以为家

  陈玉目前在北京独居,下班回家后,她习惯逛社交平台,看小说和综艺。她恐惧电话,习惯调成免打扰模式。她祈祷生活永远如此平静,大家相隔千里,同时相安无事。

  在这座新的城市里,她希望自己是全新的人。

  陈玉对异性没什么信任,完全没有结婚的想法。她解释,想让男生真的认识到女性的处境,并承认女性面临的结构性不平等太难了。陈玉是坚定的女性主义者,如果在这一点无法达成共识,她无法和对方进入下一步亲密关系。

  她对“家庭”不再抱有期待,只希望过好自己的人生。

  小怪的病情好转,目前也已经正常工作。如果父母老了,或者需要自己时,她觉得自己大概会像对待无关人一样,能帮还是会帮一下。“比如家里有多余的猫粮、狗粮,看到路边的流浪猫狗,也是会帮助的。”

  作为研究者,胡小武还在思考断亲背后更复杂的原因。最新的判断是,他认为断亲是现在年轻人生活越来越“窄化”的一个表现。

  他最近在教城市社会学课程,在1830年代,就有学者提出过,城市社会里,人们越来越个体化、原子化的概念。放在中国社会来看,当年隐居终南山,或者去鹤岗避世的年轻人,以及选择断亲的年轻人,本质上来讲,都是一种自我“窄化”。

  日本NHK录制组所著的纪实书籍《三十不立》里,提到过相似群体——经济下行时期滑落社会底层的“三十代”(30岁-40岁之间的人)。调查记者们记录了一位孤独死的39岁男性,他在便签纸条上写下最后的三个字是:“帮帮我”。2009年4月,他死于饥饿,房门外,正是樱花盛开的春天。他至死都未向亲戚或朋友坦白自己走投无路的处境。

  节目在2009年7月播出,而日本当时的失业人口达到了359万人。

  阶层的滑落,或者说贫富差距的出现,或许是断亲现象出现的重要原因。作为70后,胡小武在江西农村长大,亲戚之间住得不远,他和同辈的堂表兄弟同吃同睡,干农活在一起,放牛也在一起。“那会儿的乡土都是同质化的社会,没什么攀比现象。”他说,那时也不会有强烈的边界感,听家长们聊起小孩的成绩,不会觉得被冒犯。

  各个家庭之间的贫富差距不大,大家都是农民,或者国营工厂的工人,日常生活方式也类似。“我想那是传统中国的最后一个周期了”,他说,1990年代之后,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巨变,城市化将差距拉大,也加速了居民流动,他童年所感受到的那种“传统”基本上解体了。

  在他们家,只有胡小武和妹妹走出来了,其他同辈亲戚几乎都在老家生活,很多人已经做了爷爷奶奶,而他通过教育这条路径,留在南京,结婚很晚,孩子是10后。现在,他们每年过年才回去一趟,自己的小孩也成了“断亲”一族。胡小武说,跟孩子更亲密的,反而是同学和朋友们。

  作为父亲,他有时会替自己的孩子觉得惋惜,他从未体验过自己曾感受的,来自故乡与家族的亲密感、连接感。

  比起在互联网上大诉苦水的年轻人,和胡小武同龄或更年长一些的家长似乎是失语的。他们的声音被淹没在最热闹的信息渠道之外——热门社交平台离他们很遥远,你需要到门户网站上,点开文章评论区,才能在乱码一样的账户名里辨识出他们——一样的灰色原始头像,他们在下面留言:“自私自利的独生一代们”,“我是70后,感觉现在社会全变了,懒散冷漠之风蔓延,特别是智能手机,游戏,不良信息重创了年轻人”,“断亲的主要原因是教育出了问题,西方文化入侵”。

  不过,胡小武对年轻人的亲缘观念仍抱有乐观的期待。他相信,这一代年轻人会以自己的方式,重新找回亲缘关系。他说,人都会向往所谓的安全感,家庭文化是最小单位,当年轻人无法从更宏大的世界得到安全感时,或许会“寻求一种更加确定的,以家庭或血液为纽带的安全感”,血缘是最淳朴的连接。

  “这也是当代人的一种乡愁”,胡小武说。

  (文中陈玉、小怪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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