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为什么来自弱势背景的学生 大学毕业时劣势依然明显

　　“再忍忍，上大学就解放了”，“现在高中紧，等到大学就松了”。高三学习最辛苦时，不少老师会这样安慰学生。

　　然而，90后青年学者郑雅君通过对北京、上海两所 大学毕业班62名学生的深度跟踪访谈发现，进大学后非但不能“躺平”，还要面对一场激烈又隐性的挑战：是否洞察大学“游戏规则”、能否掌握上大学的技巧。否则，进校时分数差不多的同学，毕业时差距会变得越来越大。

　　郑雅君把大学的“游戏规则”写进《金榜题名之后：大学生出路分化之谜》一书，希望“寒门学子”可以拿着她画的“地图”，在“游戏”中顺利通关。虽然这是一部学术著作，但郑雅君更想把它比成“如何上大学”的科普，“规则其实很不复杂，只是一些同学不知道，有时候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自己不知道，也没有人告诉他们”。

　　“985废物”不知道的一些事

　　郑雅君如今在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读博士，《金榜题名之后》脱胎于她的硕士论文，主要研究一个常见但又没有确切答案的问题：为什么社会出身弱势的学生，即便进入最好的大学，毕业时劣势依然明显？

　　问题对应到现实中，就是网上很多人自称“985废物”，他们过五关斩六将，通过激烈的高考筛选升入名校，大学过得很迷茫，毕业后又很失望，觉得自己只是“小镇做题家”。

　　郑雅君也被类似困惑纠缠了很长时间。2009年，当她以甘肃省第40名的成绩考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时，还没见过地铁。和母亲分别时，只会如从小给她的许诺一样说：“妈妈，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学的！”那是她第一次遇到大学教授，对于接下来该干什么、学什么、怎样学、学了有什么用，一概不知。

　　选课是开启大学生活的第一把钥匙。郑雅君现在还记得，坐在机房里，翻看着那本厚达几百页、囊括几千门课的《本科生课表》，茫然又窘迫。从小习惯了所有课都由学校来安排的她，第一次听说“选课”这个概念，很难理解由学生自己来选课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选某门课？结果会是什么？“完全都是懵的”，“当时直接就懵掉了”，时隔14年，她还是用了一连串“懵”，来表达当时的感受。最自卑时，甚至想过回去重新高考，然后去一所差一点的大学提振心情。

　　大学里，来自北京、上海等大城市的同学就明显不同。他们高中就读的省市级一流名校，学校课程和大学衔接得很好，也有很多选修课，进大学后，这些同学不仅很快就选好课，而且很会“选”。其间暗藏的玄机，郑雅君也是过后才明了——每门课对应的成绩，将来会换算成绩点，在某些时候决定了你是否能获得一些关键的机会和资源。选课的关键在于如何通过“选”来铺设一种战略，让自己更可能获得高绩点。

　　在机房选课时，郑雅君从其他同学的只言片语中隐隐发现，选课是有“门道”的，但她并不知道，也不好意思主动去问那些“门道”具体是什么，“大学里有些关于‘游戏规则’和类似‘攻略’的东西，学长学姐知道，但老师在正式场合永远不会告诉你”。

　　大学是个精心布置的迷宫

　　读了硕士后，郑雅君还是难以忘怀本科时的周折和茫然。随着在教育社会学领域的耕耘，她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非个案，而是一种结构性现象，来自社会出身带来的局限的见识。她很想知道，社会出身的影响，如何延续到大学阶段，并造成同学之间的分化？

　　为了寻找答案，2015至2018年间，郑雅君多次往返于北京、上海两所著名大学，对毕业班学生做深度访谈。她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城乡、地域、父母教育水平四个维度，把访谈对象划分为社会出身优势和劣势。根据受访者对大学生活的体验，以及她自己的切身感受，她把大学比作一个精心布置的迷宫。上大学的过程，不是中学老师说的那样无忧和舒适，而是一场挑战很高，规则也很复杂的探险之旅，需要探险者有领悟力，早点认清迷宫的地形，尽早决定自己要去哪个出口，适时调整线路，才能顺利抵达终点。

　　访谈前，郑雅君理所当然地认为，大学生毕业后的去向，是他们有意主动选择的结果。随着对方向她敞开心扉，她发现很多人并非如此，只是在全无计划的情形下，临时抓住一个恰好够得着的机会。这个发现也与之前学者的研究对应上了——弱势家庭学生的就业结果不及优势家庭。

　　最需要工作的他们，为什么没有尽早做职业规划？郑雅君发现，学生参与大学生活的模式，可以粗略分为“直觉依赖模式”和“目标掌控模式”。“直觉依赖模式”也就是俗称的“习惯性优秀”——在没有任何具体目标的情况下习惯性保持优秀，这些学生不了解游戏规则，仅凭感觉在“迷宫”里摸索，甚至走了很多弯路。他们基本都来自社会出身弱势的家庭。

　　而家庭条件更优越的学生，基本属于“目标掌控模式”，从进校开始，仿佛就有一张“迷宫”地图，他们看得清迷宫的全貌，知道如何闯关，会预先制定路线，最后获得丰厚的游戏奖励——稀缺的好工作或进一步深造的机会。

　　郑雅君认为，大学生出路分化背后，与他们是否了解大学和劳动力市场的“游戏规则”密切相关。但是，这些“游戏规则”又与家庭赋予的文化资本紧密相连，难以在课堂上学到。而当今大学的评判标准，以及职业竞争的游戏规则，客观上都有利于“目标掌控者”。“小镇做题家”就算进入顶尖大学，也是弱势群体，被这些文化障碍困扰，不知怎么做才能抓住机会。

　　人和人真的差距可以这么大

　　一位家境优越，家里父母、祖父母都受了很好教育的“目标掌控型”男生，和郑雅君谈了6个小时，说自己如何设计大学四年的目标、达成目标，如何求职。“和他聊天真的能学到很多东西，也真的会陷入沉默。他的生活和我的真的完全不同。”

　　郑雅君印象很深的是，这位男生学习优秀又轻松，但他觉得，成绩好只是一条及格线，自己还有很多别的目标和兴趣，学习好只能证明智商正常。“对我来说，这些话听起来都是在碾压。”郑雅君苦笑着说。

　　因为对“迷宫”游戏规则很熟悉，自己也目标明确做了准备和努力，毕业时，他轻松拿到很多知名公司的面试机会，比如花旗银行、麦肯锡、摩根大通、国内四大银行等。他都去面试了，还给郑雅君总结不同公司的面试规则，“你知道吗，他是真的在玩，我从来没有想过一个人还可以抱着这样的心境去参加面试，去找工作。”最后他选了个薪水过得去，但有一定自由时间的工作。

　　来自湖南农村的冰倩（化名），一路走来经历的坎坷，同样令郑雅君难忘。她是家里老大，很小父母就外出打工，后来又离婚。高一时，冰倩因为种种原因不想上学，一度辍学到广州打工。几个月后她后悔了，经过很多波折和努力，终于复学，在功课落下整整一学期的情况下拼命学习，两年后考进上海的 大学。

　　从小，冰倩的奶奶就说，考上大学就有出息了。可是来到大学之后，她不知道怎样才是“出息”。她也经历了郑雅君有过的无助、茫然、自卑，但与郑雅君的努力被系里老师看到、认可不同，冰倩拼尽全力学习，专业课老师给的分数还是很低。系里很多出国、出境交流的机会，她碍于英语口语不好，也不敢申请。

　　毕业时，冰倩在辅导员的鼓励下，努力实习，在上海找到一份月薪8000元的工作。这时，外公外婆生病了，父母离婚后老人无人照看，她最后决定回老家工作。

　　访谈得越多，郑雅君越感慨，“你会发现，人和人的生活真的差距可以这么大”。冰倩的故事尤其让人唏嘘。“你真的能感觉到弱势家庭出身的人，大学里的努力要兑换成好的前途，会受多重障碍的影响，打很多折扣。家境更好的同学，他们的努力不是被打折，而是被‘加成’，同学之间的差距就拉大了。”

　　研究也是一种自我治愈

　　在国内学术评价体系中，学术著作的分量比不上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一年多前，郑雅君在导师的鼓励下，顾不上自己尚在哺乳期，襁褓里的儿子也没人带，硬是利用碎片化时间，一点点为出版做准备。“我明明看到有些人因为不知道那些被默认的规则，而失去很多机会。不把自己知道的写出来，会于心有愧。他们真的是吃尽了苦头，才能来到这里。”

　　《金榜题名之后》的研究，对郑雅君来说也是一种治愈。她是甘肃张掖人，父母是那个时代的精英，双双通过高考跳出农村，在地方上有不错的社会地位。除了父亲不幸在她11岁时早逝，成长环境顺遂，从小到大成绩也很好。

　　可到了上海后她备受冲击，在学校不适应各种“游戏规则”，面临文化障碍，乘坐出租车时，司机一听来自甘肃，脱口而出就是“你们那里很穷，是不是不洗澡？”很长一段时间，自尊的她都羞于谈及家乡，“我觉得好像很丢脸，把自己看得很低，嫌弃自己”。

　　访谈、写作和出书的过程，前后时间跨度很长，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后来结婚，当了母亲，“这个研究极大地丰富了我的生命，从很多人的叙述当中，体会到了生活和社会的重量”。郑雅君说，虽然自己小时候有段时间在农村长大，对农村生活的艰辛有一定了解，但以前没有真正体会到社会对人的结构性束缚。她开始像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在《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里写的那样，反思自己的身份与作为研究者的角色。“我和访谈者也有很多讨论，不觉得做‘小镇做题家’是一个悲伤的故事，大家并不想要停在这儿，说世界真的好不公平。也有人会非常坦荡地接受自己的过去，和过去和解，这是完全可以做到的事情。”

　　郑雅君还说，可喜的是，近年来“寒门难出贵子”的现象被学术界指出后，在公共层面引发很大触动，国家在高考环节采取了很多努力，重点高校继续加大对中西部和农村地区的倾斜力度，实施招生专项计划，很多大学也建立起对弱势学生的支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