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疫情下患病率增长30% 青少年心理健康危机怎么解决？
自今年1月放寒假以来，家住北京朝阳区的大学生孟晓涵已上网课10个月，期间只有极少数几次回学校上课。
“我觉得我的人生在2019年年底停摆了，到现在都没有重启。”11月下旬一天晚上，她与大学朋友打电话，接通一瞬间，两人就开始隔着电话“抱头痛哭”，她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互相倾述内心的压抑感与节奏错乱的大学生活。那晚，她睡得不好，睡眠只持续三个小时。
孟晓涵是北京一所211大学的大三学生。随着今年疫情形势的严峻及波及面的广泛，与很多高校一样，孟晓涵所在学校全体学生上半年没有返校，线上完成了春季学期的学习；秋季学期9月5日开学、返校，却很快因为出现一例感染者，学校继续封控。之后，学校解封后，学生出校需审批报备。11月中下旬，因北京出现疫情反弹，学校通知学生，希望大家尽快回家。
“今年我只上了6次线下课。我的感觉就是，当生活秩序停摆的时候，我的精神也停摆了。不管是回校上课还是居家期间，我都无法做一些让自己快乐、充实的事情，我只想躺着。”她说。
12月7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优化疫情防控新十条，提出各地各校要坚决落实科学精准防控要求，没有疫情的学校要开展正常的线下教学活动，有疫情的学校要精准划定风险区域，风险区域外仍要保证正常的教学、生活等秩序。
随着这场大流行持续，新冠疫情之下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已成为全球性问题。比如，在英国，根据《卫报》今年5月份的报道，来自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最新数据显示，遭遇心理问题、正在治疗或者等待治疗的儿童与青少年2月份已经达到了42万人，达到2016年以来的最高记录。
在美国，根据美国疾控中心数据，与2019年相比，2020年12——17岁青少年因心理健康原因就诊比例增加了31%；此外，青春期女孩中，因进食障碍就诊人数增加了一倍，因抽动障碍就诊人数增加了两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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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虑与抑郁感何来？
孟晓涵这一届学生的大学生活开始于2020年。18岁生日时，她刚刚迈入大一，她在家里自己的书桌前许愿，希望疫情尽快消失，但当她已经20岁时，愿望依然没有实现，而她的精神状况却日渐恶化。
她11月25日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手上还有4、5个期末作业要赶，但自己却无法集中注意力，只要坐下来，就感到抑制不住地想哭泣，“昨天基本上一直在哭，今天也觉得很崩溃”。更为严重的是，她已经出现了一些轻生的念头。
据孟晓涵观察，她认识的同学和朋友中，这种精神状态不健康的现象不是孤例。她的一个朋友前一段时间已经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焦虑和抑郁症，并伴有非常明显的失眠、胃痛。
疫情对大学生的影响是很具体的，这些影响也成为他们焦虑的主要压力源。今年4月份，复旦大学大三学生刘萌原本打算报名6月份的英语四六级考试，但是该考试因疫情原因延期之后，到现在也不确定何时可以恢复，这让她无法安排备考时间。11月28日、29日，北京、黑龙江先后通知原定于12月10日举行的2022年下半年全国大学英语四、六级考试延期。
因为转为线上授课，期末考查的形式也发生了变化，从考试变为交期末论文。对刘萌来说，意味着要在一个月时间内完成10篇论文，学业压力陡增。她说，有时候赶作业，可能到凌晨三四点才休息，此前每两天做一次核酸，使得前一天再晚睡，也要在早上6、7点起床做核酸，打乱了个人作息。所有这些变化，都让刘萌陷入到持续焦虑中。
据世界卫生组织2022年3月发布的科学简报，新冠大流行的第一年，全球焦虑和抑郁发生率大幅增加了25%。百度指数显示，今年3月以来，上海居民对“心理咨询”的搜索激增。最近一个月，“心理咨询”热度大概同比上升了250%。
新冠疫情正在掀起一场心理及精神层面的危机。“疫情或者是灾难事件，影响的绝不仅限于直接受灾的那些人或者被感染者。”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儿童精神医学首席专家、主任医生郑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对新冠疫情来说，被隔离的、居家的、不能正常上学的人群，都属于受到影响的人，可以说疫情带来的心理震动波及所有人。
郑毅指出，与国际同行的交流中，大家已达成共识，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如此之久，对精神和心理层面的负面作用，已从当下过渡到长期。对灾难性事件来说，急性期影响可能是一些灾难性的无助、生活无规律等各方面的混乱状态；长期来说，可能会出现情感交流的障碍、记忆力变差等，甚至会出现一些生理性的影响，比如肥胖、肾上腺皮质激素等内分泌功能的紊乱、大脑发育的异常等。
青少年是更为脆弱的群体。郑毅在临床中观察到，就诊者主要分为两类，小学生以行为问题比较突出，比如注意力集中问题、攻击行为、交往困难等，年龄大一些的青少年，则主要是表现为焦虑、抑郁、网络成瘾问题等。今年4月，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医院这两年因心理疾患就诊的病人中，青少年增加了30%。
2019——2021年，全国普通本科、职业本专科共招生超过2800万人。这2800余万名“00后”，被称作“疫情时代的大学生”。若计入在校生，全国受疫情潜在影响高校生可达6000万人。陆林等学者在2021年发表的一篇论文，旨在评估大流行期间，学校长期停课情况下，学生心理健康和自杀行为的风险因素。从2020年6月——7月调查武汉30所高校1.1万余名大学生的情况来看，学生抑郁症状发生率高达41.5%，焦虑症状32.58%，失眠症状35%。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今年4月接受媒体采访时介绍，2021年11月份，他的团队调查了三十多万名中国的中小学生，发现因心理问题导致的伤害上升了很多，孩子们出现“四无”心理：学习无动力，没有家长和老师逼着就不爱读书；对真实世界无兴趣，沉迷于游戏、各种社交媒体；社交无能力；以及对生命价值无感受。
2021年，来自加拿大的学者对包括全球8万余名未成年人的29项研究进行荟萃发现，2020年1月到2021年2月期间，在临床中观察到，未成年人抑郁和焦虑症状的总患病率约分别增加了25.2%和20.5%；这一群体中，与大流行前的估计值相比，患病率翻了一番。对统计方法进一步改进后显示，大流行后期，年龄较大的青少年、女孩患病率更高。这篇文章2021年8月发表在《美国医学会期刊》上。
“心理脆弱”人群遭遇外在冲击
中华预防医学会精神卫生分会主任委员、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党委书记谢斌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青少年在精神心理卫生领域，原本就被划分为“心理脆弱”人群，因为他们处在成长过程中，不断产生适应性的行为，对外界变化更加敏感；而且他们所处的人生阶段，正好在情绪和体力方面都比较充沛。这种情况下，疫情的暴发、相关的防疫措施及居家学习等外在事件，客观上加重了环境带来的心理应激。
郑毅也指出，疫情居家情况下，青少年群体缺乏同龄人的交流、支持，充沛的精力和敏感的情绪难以得到疏导，独处情况下情绪容易失控。此外，大学生群体除了要面临疫情限制带来的压抑、学业压力等，还要开始考虑自我探索、毕业之后的前途等问题，在就业机会减少背景下，他们感到的困难和困惑就更多。
今年6月，世界卫生组织的文章中写道，由于中小学和大学长期关闭，年轻人很容易受到社交孤立和交往脱节的影响；对一些儿童青少年来说，被迫待在家里可能会增加家庭紧张感或被虐待的风险，这些都是心理健康问题的风险因素。
2021年，一篇发表在《神经精神药理学与生物精神病学进展》上的文章指出，人类本质上是社会性的。从进化角度来看，社会纽带的形成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也是保证健康的认知、情感、内分泌和免疫发育的基础。正常情况下，保持社交距离对人类说来是不自然的。
这篇论文进一步阐述，对于青少年来说，其中枢神经系统处于一个脆弱的发育窗口期，在关键时期发生任何应激性挑战，都可能引发短期和长期的认知和行为损害。纵向研究表明，青春期社会孤立等心理压力源的存在，与生命后期高水平的C反应蛋白显著相关。C反应蛋白是一种常见且易检测的炎症指标，表明身体对“有毒压力”的反应。
意识到新冠疫情可能会给人们的心理造成显著压力，华南师范大学特聘研究员袁杰所在的心理学院，早在2020年初便开通“心晴热线”，为受疫情影响的公众提供心理援助。今年11月，在广州疫情形势最为严峻的时期，华南师范大学“心晴热线”又增加了一条热线。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疫情对学生家庭的影响非常大，他的团队接到很多学生家长和学生的求助电话。
比如，一个典型的来电求助者是这样的：一位高三的女生，本就面临着高考沉重的学业压力，居家上课之后，还要处理和父母之间的紧张的关系……所有这些都堆到了一起，让这个学生难以承受和排解。
如果将一个人的心理承受力与抗压性比作“心理免疫力”，那么，谢斌指出，决定这种心理韧性的建设是多方面的，包括个性特质和认知模式、家庭环境、人际交往及社会支持网络等。家长、同伴、同学、学校等要素，构成了一个青少年比较核心的生态系统，里面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可能会对学生心理健康问题走向带来非常重要的影响。
加重青少年疫情期间心理问题的一大因素，谢斌指出，就是成年人，尤其是家长。他们本身在疫情中就面临着各种心理问题，比如焦虑、恐慌、对生活的不满等，这些负面情绪容易传导到青少年身上，使得他们产生“感应性的焦虑抑郁”。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曾多次参与过灾后心理危机干预指导，也专门赴澳大利亚学习过灾难精神卫生。她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在访谈和了解灾后受影响的孩子时发现，即便都遭遇同一个公共应激事件，此前家庭支持较好、生命经历较健康的孩子，有更好的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与之相对，一些青少年可能之前就有心理健康问题或者苗头，疫情背景下，心理问题更容易被激发和加重。
“心晴热线”的来电里，最多的是家长。疫情期间，他们发现孩子有许多情绪和行为方面的问题，比如过分沉迷于手机，把自己关在房间、拒绝沟通等。袁杰说，家庭里，大家原来相安无事，居家隔离时会在一起，学生与父母间的一些冲突容易被放大，产生对立紧张的家庭关系，甚至爆发激烈的对抗。
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杨彦平学者2022年4月初对上海1600余个青少年家庭开展了线上调查，发现在上海疫情最为严峻的4月，因为长时间居家，亲子关系不和谐的比例明显高于前两年。“关注孩子的心理健康问题，要先从解决父母的情绪问题着手。”
从政策到家庭的全方位应对
“新冠疫情带来的心理健康危机，尤其是对青少年的冲击，已是一个公共卫生问题，而不仅是临床治疗问题。”郑毅指出，这就需要从政策、教育体系、医疗系统，甚至生活方式等多个层面来共同努力。
《华尔街日报》在10月30日的报道中指出，在美国，一些学校利用心理健康筛查来决定班级或者全校的课程，比如增添一些关于如何做决策、调节情绪等技能的课程。美国全国学校心理学家协会心理学家希拉·德赛说，家长会被告知学校将组织评估活动，他们能够查看量表所设置的问题，也可以不支持所开展的评估。
2021年开始，马萨诸塞州的梅苏恩公立学校，在5——12年级的学生中开展创伤后应激症状筛查，该校此前已经对学生们的焦虑和抑郁进行了评估。学区心理健康与行为服务主任约翰·克罗克认为，筛查以及随后的干预，有可能防止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
该学区的筛查结果显示，约38%的高中生在评估中显示出中度到重度的创伤后压力症状。学生们随后被邀请参加学校的治疗小组，或接受学校心理咨询师、心理学学者和社会工作者的一对一治疗。此外，该地区还为学校心理健康工作人员额外提供了处理创伤的培训。
学校层面，谢斌特别提到，原来的一些课程设置、教学进度要求、考试安排等等，也要根据疫情变化进行相应调整，以减轻学生和教师的压力。
北京大学第六医院儿童精神科医生林红指出，学校与社会很重要，但是往往更多关注群体，要减缓疫情对儿童青少年的精神与心理健康影响，非常关键的是家长的参与。
谢斌建议，学生在长期居家的情况下，父母要对孩子的行为更宽容，多一些接纳，如果什么都看不惯、想要纠正，可能适得其反；另外，在跟孩子相处的时候，要注意自身的言行，为孩子适当屏蔽一些负面信息，更不要在无意间把自身的压力转移给孩子。
此外，林红还给出了一些较具体的建议，比如，父母要关心孩子的饮食、作息、睡眠，因为健康的生理状态是良好精神状态的基础。空间上，家庭成员间最好保有各自独立空间，父母尤其不要随意进入孩子的房间，会让对方感觉被监视、不信任。
今年10月发表在《分子精神病学》的一篇题为《多吃发酵食品和纤维，可显著降低压力水平》的论文显示，每日多摄入发酵食物和膳食纤维，坚持4周，可以显著缓解精神压力。45位受试者被分为两组，在4周时间内采用两种不同的饮食方案。其中一半受试者在饮食中增加了纤维和发酵食品的比例，比如泡菜、酸奶、奶酪等。实验结束后，相比于对照组，实验组报告称感受的压力下降了。这种有益于精神健康的饮食策略被称作“精神益生菌饮食”。
近年来， 政府层面也越来越重视学生群体的心理健康问题。2021年，经中编办批复同意，国家心理健康和精神卫生防治中心成立，属于国家卫健委的直属事业单位。这一年，教育部关于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中小学校每年面向小学高年级、初中、高中开展一次心理健康测评，推动建立“一生一策”学生心理健康成长档案。今年，教育部开展了“全国教师心理健康教育能力提升行动”，为教师实施心理健康筛查、义诊，同时进行相关心理健康教育培训。
绿萝心数是国内知名的一家心理服务机构，成立于2018年，目前已经为1.5万余所学校提供心理健康服务。该公司主要解决两方面问题：一是帮助学校把有心理健康隐患的孩子筛查出来，并进行一系列干预，帮助其解决问题；二是帮助中小学培养心理健康的骨干队伍，解决大部分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缺位或人员短缺问题。
绿萝心数总裁王勉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疫情期间，全国各地对青少年心理健康以及教师群体的情绪调适做了大量工作，也提供亲子关系维护等多方面的培训。”
不过，在青少年心理健康方面，目前中国仍然有很多短板。究其原因，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李亦菲教授分析，一是公众对心理健康的认识存在误区；二是学校从事青少年心理健康工作的专业人员匮乏；三是社会心理服务机构的作用没有被充分的发动起来。
实际上，“封控”之后，刘萌所在学校也并非没有关注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学校当时给任课老师、辅导员都强调，要教职员工课上课下多关心学生的心理健康状态，学校也开设了心理咨询的公众号，以及提供心理咨询的通道。不过，在刘萌看来，她的心理问题不是几次心理咨询就能解决的，因为她面临的是具体的、实际的困扰。
“我觉得我很难再去做一个很长期的计划了，因为我对明天会发生什么一无所知。”她说，比如，自己需要决定以后是读研、出国留学还是找工作，但是以留学来说，现在雅思、托福等语言考试反复被取消，也就无法安排什么时候开始备考，这些都会带来持久性压力。
谢斌强调，疫情对于社会心理的影响，其实很大一部分就来自于不确定性。在教育、政策层面，今后要尽可能提高可预测性和稳定感，比如说升学考试的安排，这样学生能够有相应心理预期，出现心理问题的风险也就会减小。
一位高校心理咨询师今年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谈及，校园如何制定具体的防疫政策，与学生沟通是否顺畅，是影响学生心态变动的重要外因——对学生和其他校内人员“差别封校”、擅自制造硬隔离“加码封校”或防疫流于一刀切、形式化，都可能在短期内引发学生情绪波动。
“疫情带来的是一种集体性的心理创伤，所有人都会卷入其中。”林红说，但具体到个人来说，在疫情中受到的影响大小、心理的韧性和弹性，又取决于每个人的先天基因与生理情况、家庭养育环境、校园经历与社会的整体情况。
一些学者指出，实际上，疫情是危也是机，如果能够为孩子们创造一个比较好的环境，可能当下的困难反而会培养他们抗挫折、面对逆境的能力，让其内心未来会更加强大。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孟晓涵与刘萌为化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