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怎样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命运 刷新梦想的重启键
近日，随着各省市高考志愿的陆续填报，录取通知成为所有考生的期待；与此同时，不少失利考生开始琢磨是否按下“复读”这一刷新梦想的重启键。
然而，近日“公办高中禁止开设复读班”等规定的重申，让重启梦想变得渺茫。
相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其中复读生达到240万人，占比超过1/5。有人说复读生占据高考资源，破坏教育公平；而有人则认为复读现象与教育公平无关，这是学生的个人选择。我们当前的教育，究竟该怎样破除“一考定终身”的命运？
武强（化名）同学曾经是“高考工厂”毛坦厂中学的一名复读生。2017年高考中，他考了406分——连二本的分数线都没有过。在父亲的陪同下，武强进入传说中的毛坦厂中学复读。
在毛坦厂，成绩进步会用红榜标注；成绩下滑，则会以白榜呈现。榜单上会清清楚楚标明你的退步名次，甚至印有“触目惊心，警钟长鸣”的警示语，一看叫人不寒而栗。
一年后，武强以589分的成绩顺利考进一本。成绩虽然算不上亮眼，但与上一年的自己相比，日夜苦读与坚持没有白费。
“我是复读的，经不起再输了。”对于很多像武强一样的复读生来说，搭上一年的时间，交上数万元的学费，带着全家的希望和“忍辱负重”的决心复读，为的就是收获一个满意的结果。
有人曾说：复读，是寒门学子最后的尊严。
目前高考志愿填报正在陆续开展。发挥不错的学生自然满怀期待，而因种种原因表现不佳的孩子们或许已经立下了“来年再战”的宏愿。但是，复读真的能如愿吗？
复读有违教育公平？
6月16日，重庆市教委印发《关于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的通知》中明确规定：“全市普通高中学校不得举办复读班，不得与社会机构联合举办复读班，不得在培训机构以学校名义举办复读班，不得招收复读插班生，新生入学的高一年级不得出现大班额增量。”并同时规定，“对纪律执行不严，打折扣、搞变通的区县、中学给予严查严处。”
在这个微妙的时间点上，“禁止复读”对一些学子来说，无疑是不小的打击。
6月22日，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在《新京报》发表专题评论：教育部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并不是禁止复读。范围只是局限于“公办”，其出发点还是防止公办高中利用公共资源招复读班收费，破坏教育公平。
其实，“公办学校禁止开办复读班，招收复读生”并不是新规。
早在2002年，教育部就曾在《关于加强基础教育办学管理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提出，自2003年秋季开始，各地公办高中不得占用学校正常的教育资源举办高中毕业生复读班，也不得招收高中毕业生插班就读。
2007年，时任教育部部长周济在一次座谈会上进一步重申，从2008年起，全国所有公办普通高中禁止办复读班，招收高三复读生。周济指出：公办高中办复读班，是利用国家资源收费，不利于教育公平。
熊丙奇在专题评论中也指出：规定的再一次明确，意味着有的地方并没有严格执行。
“这具体有三种情况：一种是一直存在公办高中悄悄招复读生的情况；另一种是公办高中举办民办高中，以民办高中的名义招复读生，但利用公办资源组织教学。“
他还分析，公办高中违背禁令招复读生，有其现实的利益诉求。
其一是通过招复读生收复读费，以此弥补地方政府投入的不足，提高教师的待遇。其二是通过招收复读生可以提高学校的高考升学率，尤其是名校录取率——复读生的升学情况也被计算在全校的“升学政绩”之内。这两方面的利益诉求得到了一些地方政府的支持，有的地方对违规招复读生，以及公办民办不分违法办学，视而不见。
为什么此类现象由来已久，屡禁不止？
“高三打基础，高四985”
清华大学“中国大学生学习与发展追踪研究”项目研究指出，2011-2018年，我国高校本科生中，将近70%为“第一代大学生”——即父母没有读过大学。同时，与非“第一代大学生”相比，更多的“第一代大学生”参加过多次高考（即复读），占比达19.91%。
清华大学2019年招生宣传片中，就曾借用“第一代大学生”的故事
2020年，全国高考报名人数1071万人，其中复读生达到240万人，占考生总人数的比例超过1/5。有人通过教育部官方网站的文献检索，查看到2017年各省高中的入学人数，并与2020年各省市高考报名人数做了相应计算，发现如河南、四川、安徽、广西等“高考大省”的复读生比例超过30%，有些地方几乎占据当年参加高考学生总人数的一半。
高考复读，背后可能是要“成为家里第一个大学生”的执念。也有地方录取比例带来的压力。而随着我国教育水平不断提升，教育公平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高分复读现象浮出水面。“高三打基础，高四985”成为了一句流行语。
甚至对于一些已然站在金字塔尖上的“学霸”，复读可看作他们再创辉煌的加成道具。
2020年湖北襄阳则有一位“高分考生”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据媒体报道，这位已经在清华就读了一年本科的高材生，因不满自己的专业瞒着父母偷偷退学重新参加次年高考。第二次的高考成绩，比第一次高出2分，还获得了襄阳市理科第2名。
很多人也听过“常杰”这个名字——这位2015年以湖北省第8名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毕业前一年因为沉迷游戏被北大劝退的学生，重新参加高考后，又以省状元的身份被清华录取。
据《我国高考复读群体的现状分析与发展趋势》显示，除了高考人数和录取率增速不匹配导致的复读生数量变化外，为名校和学历而主动选择复读，为接受高质量高的教育而主动选择复读的往届生，将取代考分不上线或填报志愿失误而导致被动复读的群体，成为高分复读生主力。
随着时间的推移，“落榜复读”逐渐向“高分复读”演变。
复读，重燃希望还是“愚蠢之举”？
邻国日本，学生复读现象与我们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
在日本，人们将没考上如意大学、准备再战一年的学生称为“浪人”。事实上，日本的教育竞争并不像中国激烈，如果不挑剔，基本都有大学上。但是他们很多人认为，如果没有考上自己的第一志愿，高考就不算成功。
据日本经济新闻社报道，初次在高考中失利的人被称为“一浪”，也可读作“人并”，意为“普通的事情”。日本社会普遍认为，仅仅挑战一次就放弃第一志愿，是“没骨气”的表现。强调骨气的日本文化催生了一批带有悲怆和无奈色彩的称呼：高考第二次失利的人被称为“二浪”，三次以上统称“多浪”；在家自学叫“宅浪”；不满已经就读的大学，准备回到考场向其他大学冲刺的是“假面浪人”。9bed91ea24288b9d6d1bb672a1bfd539.jpg
日本论坛中，”二浪“与”三浪“彼此打气
图源：Yahoo Japan
在报考号称最难考取的东京大学的考生中，“浪人”在考生中一度接近半数，近年来也从未低于30%；私立大学中，公认最难考取的是早稻田大学，2018年报考该校文学部的考生中32.1%的比例是“浪人”，政治经济学部为33.9%，先进理工学部更是高达37.6%。
可见，高分复读，不是中国学生的专利。
日本著名脑外科专家茂木健一郎针对“浪人模式”曾在推特上公开提出批评：
“‘一浪、二浪’是一念完高中就要直接进大学为前提的产物，毫无多样性，这是人生观、事业观贫弱寒酸的体现。这种等级的人聚集在一起，构成日本的‘大学’，这太蠢了。本来在充满多样性的人生履历中，人们只要在适合自己的时间点迈进大学就好了。”
然而近几年，在我国逐年实施“新高考”的改革背景下，复读这条路难度不小。
自2021年开始，湖南、湖北、河北、辽宁、重庆、江苏、福建和广东8各省市均施行了新高考改革，加上已经推行新高考试点的北京、天津、海南以及山东，“3+1+2”、“3+3”和“6选3”等新高考模式给学生们带来了新的机会与挑战。
更为严峻的，是考生承受的心理压力变大。
《瞭望东方周刊》曾经引用了长期致力于研究复读生群体的社科院心理研究所教授王极盛的数据：
复读生存在心理问题的占调查总数的47.1%，应届生心理存在问题的占调查总数的28%；复读生情绪不稳定的占62%，应届生占35%；复读生有焦虑倾向的占49.4%，应届生占28.6%。
而据北京教育学会心理研究所曾经对2000余名高分的复读考生做过一项调查表明，80%的学生在复读后成绩并没有提高，有的甚至“跌”得更惨。那些光鲜的故事毕竟是少数，希望之火燃起又熄灭的则是沉默的大多数。
除此之外，保送生、军校类院校、公安警官类院校以及医学类8年制本硕博连读等专业，均明确不招收复读生。
应试制度下的无奈选择
据教育部统计数据显示，我国高考录取率从1998年的33.86%的增长到2018年的81.13%，20年翻了2.4倍。基础教育的普及使得国民教育水平显著提高。“有学上”的诉求逐渐演变成了“上好学”的更高追求。
随着大学扩招，一方面越来越多的学生得以获得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方面又使得高校的文凭含金量逐渐降低。头部高等院校的虹吸效应越来越强，人们对其趋之若鹜；而处于中间部分的普通高校由于缺乏自身优势而日渐趋同。这就形成了“清北，985、211，以及其他学校”的社会认知标签。
前文提到的“复读，是寒门学子最后的尊严”，说到底归因于我国自古代实施科举制度以来“唯有读书高”以及“考取功名”的功利化教育思想。
寒门学子家庭之外，还有很多日渐焦虑的中产。对于这一群体的父母来说，教育即为阶级上升的阶梯。即使在这变化多端，再不可拿20年前的方法照搬操作的今天，这类父母对于教育的路径依赖依然强烈，其后代自然也会受到相应影响。
“高分复读对学生、家庭、学校各方来说，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但在只看分数来录取学生的考试招生制度下，又是一个被迫的选择。”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这样说。
难道，我们的教育和人才培养目标，只能靠“一考定终身”这条路吗？
高考不改，复读现象难破
近年来，四川省、贵州省等地出台政策，禁止公办普通高中招收复读生，使复读这条道路看上去越来越窄，复读现象也备受争议。
此前，黑龙江大庆市曾有家长向当地教育局提问：高考后是否会取消复读？大庆教育局的回复是：普通高中不举办复读班，想在此参加高考的学生，可以以社会考生身份报考。
熊丙奇近日在《光明日报》发文称：“教育主管部门之所以禁止公办高中招收复读生，主要还是考虑到利用国家资源向复读生收费，有违教育公平。高中毕业生选择复读，可以到民办学校、校外培训机构学习或自学。”
北京教育科学研究员副研究员郝保伟认为：“复读是学生的个人权益，是一种正当的教育诉求。复读的教育选择权，应该得到承认和尊重。”他表示，第二次参加高考，不仅需要投入财力、物力，也考验着个人的智力与情感。目前高中阶段并未纳入义务教育体系。“可以说，接受高中教育是一种自主的市场行为，复读行为也是合理合法的。”
而上海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育研究所所长董秀华对此持否定态度。她表示，高考复读生规模的扩大必然会挤占有限的教育资源，对应届生有失公平。“越来越多已经被高校甚至是较好高校录取的学生选择复读，对应届生而言是一种高考机会的挤压。”她建议，复读应列入选择性教育的范畴，通过买服务的方式由受教育者及其家庭买单，而不应过多占用普惠性质且相对有限的财政性教育经费。
在操作层面上，也有专家提出了如何减少复读概率的问题。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教育政策研究院副教授杨玉春认为，加强高中阶段职业生涯指导课程的开设，提供更智能、科学的填报系统，将有助于学生了解和判断自己的所选专业，更有针对性地选择自己的学校和专业。
熊丙奇提供了另一种可能：如果能够建立一种学生在成绩公布之后申请大学，大学相继发放offer之后，再进行学校和专业的选择，就会很大程度提高学生对学校以及自身专业的满意度。
熊丙奇认为，在“学历社会”环境中，若高考制度不进行根本的改革，复读现象将长期存在。
唯有当上升通道不再“唯分数论”，当我们的高校不再盲目追求“双一流”、“985、211”，当整个社会在看待人才时不再“唯学历论”，社会才能呈现多样色彩，不再“一考定终身”。
